全淅林报告文学<移民大柴湖>（全文）

碧云凌空

中        篇                       创                    业                  篇
                                                                   第          七        章         走       进           新              家
                                                                                         安身立命之地，岂是一个“荒”字了得

            “割罢麦，收罢场，收拾收拾上钟祥。
            钟祥，久负盛名。
            跑旱船的人说：人杰地灵属钟祥，出个皇帝大名扬。
            干部们说：钟祥是个好地方，餐餐大米饭，顿顿鱼肉汤，迁到那里“犁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吃穿不用愁。”“人间天堂”在哪里？就在钟祥。
            当移民们听说要迁往令人神往的钟祥，迁往钟祥一个叫“新建区”的地方时，尽管故土难离，但一旦踏上新的征程，新生活的诱惑又让他们充满无限希望。他们猜想，既然钟祥是“人间天堂”，    “新建区”肯定比钟祥其他地方更好。在希望和期待中，渐渐地，他们“看”到了“新建区”的美好形象：
            天宽地阔，绿树碧水，稻花飘香，新房林立，电灯明亮，孩子们在灯光下伏案学习……
            然而，当1966年3月首批移民踏上这片土地之后，他们才发现“新建区”原来是个人迹罕至的芦苇荡。上个世纪50年代，有人试图把这里改造后建个劳改农场，但因条件太差，改造任务太大，只好放弃，另辟了新处。
           那密密匝匝的”钢柴“，芦苇，遮天避日；那星罗棋布的深浅湖荡，污水横流；飞鸟野兽，不时从芦林里传来毛骨悚然的叫声……
          “我的妈呀！”
           移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惊叹。
           照理说，最后一批迁入时间是1968年，当时围堤已经在筑，民房已经盖就，讲条件比1966年和1967年来的两批移民好了许多，但尽管如此，新移民进湖后仍然犹如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有的人甚至连他们的住所也找不到。
          双河村移民是1968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抵达柴湖的。那天，该村移民乘船三天三夜到了旧口大王庙码头，他们不顾路途疲劳，跳下船就争抢着爬上汽车，因为每个人的心情都一样，都想早点看到自己的新家。可是，当大“解放”喘着粗气，东歪西晃地把他们艰难地送达目的地时，这帮移民竟没有一个跳下车来。因为，在他们视线里，近看，一片污泥浊水，受了惊吓的青花蛇从水上游了过去；远望，一望无际的芦苇，郁郁葱葱丈余多高，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人们期盼的新家新房，却不见踪影。
         看到眼前的这般景象，女人们哭了，老人们哭了：“这叫啥地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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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们气得直吼叫：
       “把车开到钟祥，找官儿们说理去！”
        把车开转回去，送我们回老家！”
       一时间，移民们的愤怒情绪使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这时候，负责接待的干部们现得十分平静，沉稳。不管你怎么吵，即使唾沫星子吐到他们脸上，他们也不生气，仍然心平气和地走上前去劝说。因为他们知道，移民们本来就包尝辛酸，如果不是别无他路，谁愿意舍弃世代生息的家园？何况，现实的“新建区”刚刚启动，许多条件对于移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一面只有耐心劝解的权利，不能伤害移民的感情。如果劝说不通，那就只有等待，因为时间有时候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果然不错，眼看西去的太阳沉没于芦苇荡，天色渐渐地暗淡下来，这时候着急的不是别人，而是没有退路的移民。
      “人走到这一步，还有什么话说？即使天大的本事，也无济于事了。”他们心中的怨气在吵吵嚷嚷中也发泄得差不多了，他们急需要的是无论好歹的一个栖身地，能美美地睡上一觉，解解三四天来路途上的困乏。何况。也有明事理的人，知道僵持下去得不到什么好处，就带头跳下汽车，一脚深一脚浅地涉过污水地，钻进芦苇林，在接待人员的引导下，按照早已确定的编号去寻找自己的家门。。。。
        藏身于苇林之中的移民房，10间为一排，排与排之间有十米左右的间距，一个生产队或一个大队集中盖在一片，若无芦苇遮挡，看上去很像是部队的营房：统一的瓦房，统一的砖山墙，统一用芦苇杆夹起的前后墙。。。。。从外表看，一模一样，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室内的情况则有点不同，多少为了节省材料，房与房之间不垒墙，户与户之间共一道山墙。所以，3间房以上的房间，看上去空空荡荡，活像个堆放杂物的厂房。室内地基高低不平，坑坑洼洼，有的地方还有小水坑。每户发给150打灶砖和15公斤柴草，这是唯一的分配实物，并且已经提前放置在每家每户的房里边。
        建房经费每人289.74元，一人半间房，面积8平方米，谁也别想多得，一个标准，绝对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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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政策，移民老家的房屋，无论你有多有少，是土坯房还是砖瓦房，一概归公拆迁处理。那些房子多的，房子好的移民，直呼“吃了大亏”。那些从青海返迁又随迁的移民，本来就是住的窝棚，看到今天能有这个栖身的地方，心里上稍微还有写平横，称这房屋算是“过得去”。
        贾蛋爹是个直性人，敢于说实话：“国家修水库搞建设，是造福人民的，需要我们搬迁，我们二话没说就搬。我们舍了自己为了国家，连老祖宗都搭上了，可是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别的不说，一百多人一个厕所，大清早起来屙屎拉尿还要排着队等半天，有的急得屙在裤裆里，天底下怎么会这个搞法呀？”
        荒凉，无奈，这就是现实。
        面对现实，又必须逾越它，这也是现实。
         身处异乡的移民们，有什么办法才能改变眼前的悲凉？国家能不能多为我们想点办法呢？
        国家想了，并且早就想好了。
        林一山不是早已提出要把柴柴湖办成“移民工程”的试点吗？湖办成“移民工程”的试点吗？也就是说，要把柴湖建成移民工程的样板。可是，移民搬迁之时，正处于“文革”动乱时期，老干部被炮轰了，“臭老九”被批斗了，学校停课闹革命，政府部门不办公，各派忙着高斗争，被毛泽东誉为“红色专家”，“长江王”的林一山，也在劫难逃，他和他的“移民规划思想”被关在一间小小的楼梯间内。这时候，替代那“移民规划思想”的是醒目的大幅标语“把移民区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差不多同时，荆门县传出拒绝接受移民的消息，这还了得？丹江口库区移民什么时候迁移，任务是多少，是国务院批准的，谁想不接就不接了？淅川县向国务院直接发去电报，请求解决。
        1967年3月27日，由周恩来总理圈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传出“特级密令”，指示武汉军区迅速介入，并负责协助鄂豫两省搞好移民的安置工作，确保移民群众的生活安全，保证丹江口水利工程顺利建成。毫无疑问，当时若不是中央英明决策，若不把移民工作纳入“军管”之列，移民的整个安置工作将会一团糟，后果不堪设想。
         专家的梦，于动乱中破灭了，试点工程随之流产了，柴湖移民工程之路变成了一条漫漫的贫困之路，并且，苦果的种子从此深深埋下。
         一首“大柴湖，算个球，‘钢柴’长在屋里头”的民谣，开始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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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培            植             信             心
                                        大柴湖即使是一块硬骨头，我们也要把它嚼碎咽下肚里
          土地，是万物之本。
          小草离不开土地，参天大树长于土地；滔滔江河离不开土地，大山，长城立于土地。世上万物，假使一旦离开土地这一“载体”，那它只会荡然无存，变为乌有。
          作为特殊群体的4.9万柴湖移民，他们的土地被大水淹没了，他们深知失去土地的痛苦，更希望得到一片属于自己，属于子孙，能够延续生命的肥美土地。而现在，满目疮痍的大柴湖，却以独有的荒水，荒草，荒地迎接她的子民，使背井离乡的人们如坠深渊，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移民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掏出心窝子里的话：
          “回老家吧，窝被拆了，田被淹了，没法子过下去；留下吧，横看竖看不是个住人的地方。就这样下去，活不出个模样，熬不出个名堂。末了，子孙们还要骂咱们呢！”
          “骂就叫他们骂吧。这不怪咱，不修水库哪有这种事？再说，来的人又不是咱一家两家，人家能过，咱也能过。”
          “我看这事！共产党既然叫咱来，虽说不是叫咱来享福的，但也不是叫咱来受罪的，更不是叫咱来死在这儿臭人的。咱是移民，有困难，国家不会不管。”管你个屁！老干部成了‘走资派’，造反派忙着搞夺权，谁来管你这屁事/”
          东说西说，说啥的都有，最终是个无言的结局，谁也不知道咋办才好。
         这时候，荆州专署调集京山，天门，荆门，钟祥4县万余民工涌入柴湖，帮助移民修堤开河，引流倒水来了……
    近百台“东方红”履带拖拉机，在武汉军区的协调下，轰轰隆隆从黄冈地区的新洲县，宜昌地区的枝江县开进柴湖，帮助移民垦荒造田来了。……
         同时，从设在武昌首义路93号的省移民指挥部传来消息，移民每月供应商品粮13.5公斤，香油2两，香烟2盒，火柴4盒……
         “乖乖，咱享受市民待遇了！”移民们笑了，笑得合不拢嘴。
          但是，一切都是暂时的，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来参加“大会战”的人走了，拖拉机走了，供应取消了，一切仍旧。
          科学家说，水是生命之源。可是在柴湖，水却是威胁移民生存的大敌。
          “外来民工不是帮助开挖了两条导水河吗？”
          有是有，但只有干渠，没有配套支渠，且有头无尾，水窝在柴湖还是流不走。许多次突降大雨，人们早上起床找不到鞋袜，鞋袜都漂到墙角去了。”
         大柴湖是水的世界，蚊虫尤多。当时有顺口溜唱到：大柴湖，臭水窝，出门就得把鞋脱。蚊子多的拢成团，把人咬得无处躲。男人怕咬上房坡，女人怕咬烤大火……
         最令人不安的是外洪的威胁。从地图山冈看，汉江是从钟祥县城西一路朝东南方向直下，直奔大柴湖，但被大柴湖这方土地顶了回去，转向西北，绕了一个大弯把柴湖死死缠住，使柴湖成为三千里汉江最吃紧的险地。据已故的汉江堤防管理站站长从克家生前回忆，1935年，汉江流域连降暴雨，特大洪峰以万马奔腾之势直下钟祥，把柴湖狮子口段的江堤冲溃3000多米，一夜间夺去柴湖3万多人的生命，把这个小平原变成了水乡泽国，变成了凄凉的芦苇荡。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在“鱼行鸟窝，鸟无着落”的情况下，只好身背三棒鼓，口唱“。。。钟祥溃堤狮子口，洪水冲来漫城楼，无数村庄人烟旺，一夜冲得人光光”去他乡乞讨。现居住在胜利村五组的王世明老人介绍，他们的老家原在今红升的马南村一带，那次狮子口破堤，他们村的人几乎死绝。若不是他家有一条小船，他恐怕早已“下武汉”了。
         再看那密密麻麻，遮天避日的芦苇林，一根根大拇指般粗细的芦苇有丈把多高，从其间不时传来野鸭，野鸡，野猪，水鸟的怪叫声，直让人毛骨悚然，又畏又怯。
         横在移民面前的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壕沟，恶劣的环境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动摇着移民扎根柴湖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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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祥县移民指挥部指挥长黄一洲同志，傍晚时分拄着一根探水棍，满身泥巴从移民村返回柴湖区临时驻地，倒头便往芦苇铺就的“床”上躺。有人走过来关切的问：“黄县长，累了吧？”
         “我累点算什么？真正苦累的是难以安身的移民啊！”
         指挥长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1968年，移民们开始结伴上访，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当年的8月份，近百人搭乘汽车同上武汉，住进了汉口扬子江饭店……
         柴湖移民问题很快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但是限于财力，限于国情，国家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解决柴湖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动员移民自力更生，搞好生产自救。
         这时候，原淅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丰瑞同志奉命任柴湖区首任党委书记。他是个好汉，是个硬汉。在区，社，大队的干部会议上，他坚定地说：“大柴湖即使是个块砸不烂的硬骨头，我们也要噶它嚼碎咽下去！”
         他的家属属于移民，按规定已迁往荆门县。可是，为了稳定柴湖移民的情绪，老吴动员他的家属和其他16名在柴湖工作的国家干部的妻儿老小从荆门转迁到柴湖落户。移民们看他的决心这样大，把他亲切的称为“领头羊”。
         “听老吴的，没有错！”移民们相信这位吮吸移民乳汁成长起来的儿子。老吴讲的话听起来铿锵有力，能让他们激动得心跳加速，夜里睡不着觉。
         伟人说，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老吴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作笔，用我们的汗水作墨，绘出我们新家园的蓝图。”
         伟人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
         老吴说：“治理天上来的水，刨掉地里长的芦苇根，好日子就到了。来，咱们一起干！”
         毛泽东的话，叫他用活了。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越听越精神。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当过宣传部部长的吴丰瑞深明其中道理。他清楚，一旦人们丧失信心，便会丧失斗志，以致于见到老鼠也会被吓得哇哇大叫。
         为了鼓舞士气，“树立信心，迎难而上，扎根柴湖”这句话，老吴逢会便讲，逢人就说。区委还要求个公社成立宣传队，利用文艺手段正面引导移民热爱柴湖，安心柴湖，永远扎根柴湖的远大理想。
         有耕耘就有收获。陈营村有2户人家，看到柴湖荒凉的样子，感到没有生活的希望，坐以待毙，什么活也没心干。后来，在强有力的宣传下，他们的精神为之一振，不仅积极出工参加集体劳动，还动员亲属安心柴湖，建设柴湖。
         从迷惘中醒悟过来的绝大多数移民，找回了真实的自己，找回了曾有与命运抗争的顽强不屈的精神，点燃了心中的希望之火，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荒湖开战，拉开了改造柴湖，生产自救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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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荒          湖           之          战
                                                                    “共产党员跟我上。”
           人心沸腾了，柴湖热起来了。
           一切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村头树起了毛主席语录牌，地边插起了红旗，那些写在纸牌子上，房屋山墙上的标语让人看了激动万分：
          “ 大战苦干改造柴湖，敢叫日月换新天！”
          “艰苦奋斗创新业，自力更生建家园。”
          颇有创意的是，有人拎来大桶的石灰浆，爬上房坡，在红色的机瓦上写下“战天斗地，人定胜天”这些2米多高的大字，远远观之，红底白字，有气吞山河之势！”
          各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忙碌在这片沉睡了三四年的荒滩上。可以说，这么多人的聚集，这么宏大的的劳动场面，是柴湖这片土地上亘古未有的。
          “大柴湖，苇子窝，三天不割一尺多！”
         芦苇，是造田的大敌。砍芦苇说起来简单，因为柴湖的芦苇不是用来编织凉席的空心芦苇，而是一种竹芦，它长得又粗又硬，坚硬如“钢”，人们就叫它“钢柴”。砍“钢柴”时，砍不到三五刀，刀刃就开始发钝。无奈，人们下地时只好带上一块磨刀石，砍上几刀，就把刀磨一磨再砍。大半天砍下来，也只能砍掉一小块芦苇。
          斩草必除根。为了除掉芦根，拖拉机开到哪里，成群结队的人尾随其后跟到哪里，一锄头一锄头细挖，一根一根细拣。白天，走进村庄看不到人影，走进学校看不到学生，走进机关找不到干部，所有的人几乎都到地里刨芦根了。六月，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顶着烈日晒；数九寒冬，又顶着刺骨的北风吹，有的人竟累倒在田间。。。。
          欲说垦荒好困惑。移民中的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大点的生产队有五六头耕牛，小的生产队才有三五头，不说牛瘦得“飞上天”，即使膘肥体壮，那忽高忽低的乱地，那盘根交错的芦根，三头牛也拉不动一张犁，当时翻耕全靠拖拉机。拖拉机是河南洛阳拖拉机厂制造的，75匹的“东方红”，尽管力大无比，干起活来不奸不猾，可是一下地就出问题，不是犁铧破了，就是后桥断裂。因为土里除了芦根外，还有大水淹没后被埋没的石头，石碑等等，拖拉机遇到它们算是遇到克星，加上日里夜里从不“歇息”，出现故障就很正常了。
          原淅川县农机干部张金斗同志，迁移到柴湖后就在区里负责机耕工作。据他回忆，1967年只有6台“东方红”，后来领导们上省里求救后才逐渐增加到十几台。谈起垦荒，他叹口气说：“当时最难的是买拖拉机零件。十几台拖拉机这台不坏那台坏，零部件市场没卖的，全靠计划供应，控制得很紧。我陪付明道书记多次去省里找水利局，农业局，甚至省革委会要计划。有时遇到阻力，我们就去找武汉军区的何秀庭部长出面帮忙。”在红升拖拉机站管过4台拖拉机，1台收割机，10来个人的站长全俊德回忆说：“柴湖的地坑坑洼洼，一犁深，一犁浅最伤拖拉机。为了保证拖拉机的正常耕作，我到河南的平顶山市和许昌市老家的领导求援，去时带了10公斤芝麻作见面礼，回来后就挨斗，险些撤了我站长职务。但无论怎样，拖拉机坏了有零配件修理，我心里高兴。后来，因这些拖拉机出力太大，一台一台都变成了废铁，但它们都是立了大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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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为了造一片绿洲，人辛苦了，拖拉机也辛苦了，锄头，镰刀也辛苦了。在西沟村，一位老农展示了他保存下来的锄头，十几把大锄都成了“和尚头”。
          柴湖，是个“水袋子”。
          治水，是柴湖的关键。
          1968年10月，国家和地方共同筹资，先后破土动工修建倒口，金港口两个排水闸，其中倒口闸还可以用来“电灌”。工程由长江水利委员会设计，地方上组织施工，钟祥县副县长李尚均当指挥长。呀带来被褥，吃住在倒口，一住就是两冬两秋。
          据荣获水利部荣誉证书的柴湖“老水利”王树洲同志回忆，为了使排水的两个“龙口”充分发挥作用，柴湖移民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土石方数万立方米，开挖了连接金港口，倒口水闸的两大引河22公里，开挖了总长近百公里的九大支渠和无数条沟渠，为水找“出路”。为了预防干旱，还修建了两大灌渠，总长十公里。在纵横交织的渠道上，配套修建桥梁65座，其中公路桥5座，拖拉机桥17座，人行桥43座，修建节制闸1座，渡槽4座，基本形成了以排为主的排灌系统。
          在长期的治水过程中，在一年四季没有停歇的工地上，战地土广播不时传出鼓舞人心，催人奋发的口号声，激昂的劳动号子此起彼伏，声声喊得震天响，奏出一曲重建家园的战歌，织出一幅壮观的劳动画面，至今，众多的人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这里，让我们来看一看几个短镜头吧！
          镜头一：“共产党员跟我上！”
              1972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给大地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装。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坐在火盆跟前身上也有几分寒意。
              然而，在冰铺雪盖的西干渠，北干渠的工地上，移民们却在挥镐挖土，举锹铲泥，开挖着理想之河，使袭人的寒气透出丝丝春的气息 。就在北干渠和西干渠的交会处，按照工程要求必须在冬季完成一座渡槽的修建任务。渡槽墩子的根基处早已开挖了坑槽，里边积满了雪水，周围是冰凌。此时，需要先提走存水再浇铸混凝土。毕竟是大寒的季节，人们对打赤脚下水总是有些迟疑。这时，只见从工地的另端走过来一位年轻有漂亮的姑娘，不声不响地脱掉脚上的“解放鞋”，只说了声：“共产党员跟我上！”就踏碎冰碴子率先下到刺骨的坑槽水中汲起水来。
          这个姑娘不是别人，就是今天的湖北省委常委宋育英同志。
              宋育英，中学毕业，大学梦被搬迁给耽误了，被“文革”耽误了，可是家父“珍惜人生，当有作为”的教诲时刻激励着她，是她充满信心地鼓满理想的风帆，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在他居住的移民地前营村，她征得老支书的支持成立了铁姑娘队，为筑坝曾同姐妹们一道跳到齐腰深的激流中组成拦水的人墙。后来，靠她的实干和勤奋，她成为一名出色的村党支部书记。此时的她，已是柴湖公社的副书记，她无声的行动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人们纷纷挽起裤管跟着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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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铸的活是要一口气干完的。水舀干了，该浇铸了，她又带头挑起混凝土。她的脚冻得像紫萝卜一样，有人关切地劝她上岸休息，可她朗朗一笑说道：“干得正热火呢！”
             黑幕落下了，凭着火把和一盏“夜壶油灯”的亮光，直到浇筑完毕，用麻袋，柴草做好保温，她才和众人一块离去。这时远远的村庄传来几声鸡鸣声，天已经快亮了。
              镜头二：每人手里一把锹
             一连几天，大雨下个不停，整个柴湖变成了水的世界。对于移民来说，这是一次大的考验。
             移民的住房是没有台基的，有的院外比室内的地基还要高。许多人家里灌满了水，蚯蚓，蛤蟆，蚂蝗顺势往屋里钻。人们急忙取来泥土，在房前屋后筑起泥埂，用脸盆向外舀水。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察看地势高低，水流去向，查找渠道“肠梗阻”的最佳时机，人们不得不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没有雨帽蓑衣的就披上一件烂麻袋，扛起铁锹，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去开沟排水。
             “一人一把锹，下雨往外跑”。农民们这样，干部们同样。
             每逢下大雨，区里组织公社，公社就组织大队高检查。每个干部手持一把锹，遇到蛇虫可作武器，遇到水滩可探深浅，遇到该挖的地方挥锹便干，万一失脚，还可以用来当拐棍 。
             老干部孙天中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那个时候，机关和单位干部人手一把锹，同吃饭的碗筷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有一阵子，柴湖和周边的集市铁锹缺货，我们还专门派人到外地采购。”            
              镜头三：大年初一修大渠。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是非常重视阴历年这一传统节日的。柴湖移民从正月初一到初五的习俗是不能干活的。只有过了初五，才能转入正常的生产生活。但是，对于刚刚搬迁来的移民来说，在当时生活环境的逼迫下，一连数个春节都是过的“革命化春节”，不是修路，就是开渠。   
              1972年春节，全坑大队的人们早早吃过用萝卜作馅包的饺子后，如往常一样，扛锹挑担，踏着咔嚓咔嚓响的冰碴子，汇集到村西的一条支渠上，对这条支渠深挖清淤。冰冻未开，铁一样的泥土，一镐下去，叮咚一声，只见冰花飞溅，虎口震出了血迹；冰雪融化，一片烂泥，铁框落地，带起了沱沱泥巴；手冻僵了，哈一口热气，搓一把手，再振臂挥锹；簸箕沾满了泥巴，就撒一把灶灰，再撮泥土；渠坡路滑，铺上一把草，低着头吭哧吭哧地向上挑。有一对青年男女，还专门选择这天为结婚纪念日，在工地上“比武”，希望通过他们的劳动埋下幸福的种子。。。。
               经过一番艰辛的努力，汗水终于换来了欢笑，昔日的荒湖滩，芦苇荡一去不返，拓荒者开始得到应有的回报：
                1969年，人平产粮67公斤，棉花6公斤，油料1.2公斤。
                1970年，人平产粮165公斤，棉花9公斤，油料2.5公斤。
                1971年，人平产粮213公斤，棉花10公斤，油料3公斤。
             这组原始的数字，或许说明不了多少问题，但至少可以证明，只长芦苇不产粮的“水湖”，“芦苇荡”，已生长着小麦，棉花，油菜，生长着希望。这是5万移民群众艰苦创业的结果，是辛勤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是嚼碎硬骨头后的甘甜品尝。
            “落地生根，不仅仅是几粒种子，几斤粮食，还有广大移民群众和干部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
            当时的钟祥县委书记戴士毅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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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返             迁                 风                     波
                                                                      面对生存和各种矛盾，移民再一次被推到十字路口。

          “芦苇荡里摆战场，钢镰铁锹当刀枪，誓把柴湖变粮仓。”
          “天寒地冻雪在飘，我们决心不动摇，定把新家建美好。”
          但是，不长的时间，移民们的热情烟消云散，好象温度计掉到了冰洞里，骤然降温。一种不太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走，回老家去！”
         为什么移民一反常态地提出回迁的事来？事情很复杂。直接的导火索来自于荆门县。
         1966年至1967年的两年间，荆门县共安置移民26000人。安置办法是以一个大队或数个生产队为建制分散迁入当地大队。移民们分别被安置在革集，麻城，十里铺，后港，马良等地。1967年7月，被安迁在拾回桥十里铺黎明大队的埠口郑庄移民，因土地和柴草问题与当地群众发生矛盾，当地数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个别人的挑唆下，前后4个夜晚扛着猎枪，举着砍柴刀，挥舞着棍棒来到移民点“武斗”，企图把移民赶走。
         他们对毫无戒备，手无寸铁的移民“玩狠”，致使来不及躲避的移民惨遭痛打，有的被打得断胳膊缺腿。移民郭志富的妻子因惧怕挨打，三伏天竟穿着棉衣躲避，一直到热死，也没敢呻吟一声。更为严重的是，熊庄队移民蒋金荣，何庄村移民何骆驼竟然被人用猎枪活活打死，血流一地。
       眼看着移民一个一个被打伤，一个一个被打死，势态越来越危急，移民青年肖道明怒火中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大喝一声，奋举一把三尺多长的铡刀，砍向来者，一刀劈死两名当地人……
          这就是震惊鄂豫两省，惊动中央的“荆门移民时件”。
          事后，为了免糟不幸，移民们开始上访，外逃。外逃的人，有的回了河南，有的携老带幼逃离柴湖。。。
          柴湖移民和荆门的移民，搬迁时只因地势高低的差异，村前村后的不同，被分批分迁异地。他们本是同根同族同血脉，有的还是亲兄亲妹，按移民的话说，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啊！眼下，亲人们被打了，移民安身难，流转到柴湖，可是，柴湖这地方安稳吗？
         柴湖这地方，自从移民迁入后就是个看似平静实不安宁的地方。1968年，天门，京山，荆门，钟祥4县民工在柴湖围堤时，因有人喊河南移民叫“呔子”，就诱发了一场移民和民工的大械斗。加之当时当地的群众受小农经济影响，认为移民来后占用了他们的资源，影响了他们的生存，有歧视和排外的思想。而移民们则认为，我是为国家建设搬迁的，国务院叫我来的，我的家没了，损失无法计算，迁来后不仅得不到同情，还要受人白眼，心里的气就不顺畅。在看看眼下过的光景，他们觉得一肚子的怨气，一肚子的苦水，一肚子的窝火。
         怨气之一：土地被占
        “中央投资围垦大柴湖，纯属安置丹江水库的移民。在围垦区内的土地，要全面规划，统一安排。”但是，移民来后发现，许多土地被挪作它用或被占有。1967年，芦苇荡村在得不到耕地的情况下，40多岁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姜文山背起被子，流着眼泪，代表全村移民到北京上访，他要见毛主席，要见周总理，要向国家最高领导人反映他的村民遇到的问题……后来，这个村的土地经中央出面协调虽得到了解决，但柴湖移民大片土地被占一直未能得到退还，变成为历史遗留问题。许多移民村与老户村因土地权属问题而产生矛盾，经常发生一些“局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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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气之二：生产基础条件太差，荒水荒湖难以治理。
        刚开始，上面说的是垦荒国家负责，土地用拖拉机耕3遍耙3遍，可是因阴雨多地势低，排水系统不畅，1967年秋省里军管和行政领导王海山，夏士厚，何秀庭虽然亲自召开专题会调配拖拉机帮助垦荒，但许多地方拖拉机都没有到过，就把每人50元的生产开发费“开发”走了，把一个荒湖又还给了移民。后经移民的艰苦努力，田里虽长了庄稼，但“远看一片青，近看分不清，蹲下仔细看，几棵苗根根，逢雨一片水，季季都落空”。“生产靠贷款，吃粮靠统销，生活靠救济”的困苦状况，使移民们感到茫然，有的甚至灰心丧志。
        怨气之三：没有安全感。
        移民们说，我们在老家从来不知道啥叫防洪，可是来到湖北，年年防汛，岁岁保堤，日日不宁。我们把床上的篙草都抽下拿上大堤作防浪用了，又说我们这里是分洪区，炸药包已运到狮子口了，这日子咋过？
        实事上，分洪区就等于搬迁区。
        有一年，汉水大涨，坐在柴湖围堤上就可以洗脚汲水。移民们怕了，把家中的老小转移到遥堤，露天而宿，把穿越遥堤的寺沙公路堵个水泄不通，一个多星期不能通车。这种有家不能归的提心吊胆的日子，令他们恐惧不安。
        怨气之四：住房问题。
        移民们讲究住房，追求“上栋下宇”，坐北朝南，背阴朝阳，坚实牢固，经久耐用，美观大方，宁可吃糠咽菜，也要五脊六兽。谁家若没有房子，就注定一辈子讨不到老婆，打一辈子光棍。但下柴湖后，每人都只能分得半间房屋，底矮潮湿，四壁透风，四室同堂，人畜同居，臭气满屋，不堪忍受。老户结婚是盖新房，移民结婚是垒堵墙。红卫村有户4口之家，1位老人，3个儿子，分房2间，因居住拥挤又盖不起新房，成了出名的“光棍户”。当时政策规定，1965年长江水利委员会登记的人员才能分上房子，此后结婚的，生育的，随迁的一概无房，所以到柴湖后许多人没有分配到房子。房子质量差，移民们也很有意见。据一位参加过当年房屋修建的老户群众介绍，当时验收房屋的标准是用脚照墙猛踢几脚，如果墙踢不倒，就算合格。1967年，断山口村在一次大风中，倒塌房屋数十间，30多人受伤，3人遇难。全坑村6组的一次火灾，因一家灶火燃着了蚊帐，蚊帐烧了芦墙，芦墙又把房上的油毡燃着，倾刻间一排6户人家的财产化为灰烬，10间房子最后只剩下孤零零的几根砖柱，惨不忍睹。
     怨气之五：还有个吃水问题。
        在移民选点时就已经提出来了。马北的那个移民代表，共产党员周建林等3人不是为此上过北京吗？虽说一个生产队给打一口井，可井水浑浊不清，气味又臭又腥，煮沸的水，白沫子一层，无法张口饮用……许多人患上了食道癌，每年数十条人命绝于此病，曾经拥有一江碧水的人们，如今是谈水色变，望水兴叹。
       “无论怎么想，我们都想不明白，为修丹江水库我们什么都舍了，临了沦落到这种地步，想起来就打冷颤，感到后怕。”移民王月汉说出了移民们的心里话，他们想起淅川那弯弯的丹江，翠绿的青山，肥美的平川，洁净的小院，想起柿树上挂满的小灯笼，沁人心肺的老黄酒，认为继续在柴湖呆下去是执迷不悟，返回老家才是醒悟和觉悟。
      “荆门事件”的发生，无疑为柴湖蠢蠢思返的移民打上一针“强心针”，喷了一次“助长剂”。
       有人建议，要为荆门移民兄弟伸冤，要为他们雪仇，然后再说返迁的事。可是，偏偏这个时候，一行数十人组成的手持大刀，肩扛红缨枪，骑乘高头大马的“刀马队”如从天降，大摇大摆，耀武扬威地驶进柴湖，在移民安置区兜了一圈后扬长而去。
       来者不善！
       “刀马队”的出现引起移民的高度警惕。
        没有号召，没有组织，靠遥堤较近的马北，马南，吴营，邓营等村，立即自觉地承担起柴湖东线的守护责任，红旗的西沟，泰山，三官殿，白岗，杨营担负起西线的防守任务。各地严把路口，日夜值班，夜晚睡觉身边放着棍棒，钢锹，钢杈，磨利的铡刀，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千钧一发之险。
        幸亏，事情没有继续发展。“荆门事件”惊动了中央，惊动了省府，从荆门传来的消息说，武汉军区派出了一支上百人的“维和部队”，进驻荆门，进驻移民村，对肇事致死人命者绳之以法，使事态化险为夷。
        “荆门事件”虽画上了句号，但事件造成的创伤却难以愈合。荆门移民有1000多户6000多人先后陆续返回河南，另有数千人逃离柴湖。
        现在居住在刘庄村的古稀老人尚荣保回忆说，他们是1967年搬迁到荆门县吴集公社黄金大队的。当时一同迁往这个村的移民18户，后来返回河南淅川的有4户，迁往柴湖居住的有3户，一面是其中的一家。问其搬居柴湖的原因，这位老人好象心上猛的一刺，展开一脸无奈的苦容叹道：“我当时在马良区烟墩公社信用社当出纳，移民老乡上街赶集都爱上我那里聊聊天，谈谈家常。后来荆门事件发生后，单位开生活会我便成为批判对象，说我把信用社作为移民的联络站，说我包庇坏人，给我头上戴了不少帽子，我无法工作，心里也不服气，就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把我的家人从荆门迁到了柴湖，舍弃了国家为我安置的地方。”
        难道柴湖是理想之地吗？当时那句话说的是：“住荆门提心吊胆，住柴湖也不保险。”
        哪里是移民的安身之地呢？
        柴湖移民面对各种矛盾和生存困难，再次被推到了十字路口……
        何去何从，让人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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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章             重           任           在        肩
                                 老一代移民干部，付出的代价比谁都多。
            几乎是在一夜间，柴湖的稳定工作成为“最大的政治”。那时候，不讲“稳定压倒一切”这样的话，只说“别让移民们跑了”。
           是啊，越过了万水千山，移民门从青海都敢跑回老家，莫说从柴湖到淅川，七八百里岂不是小菜一碟，小事一桩？倘若移民真的“跑”了，那丹江水库，丹江口大坝的建设……领导们不敢深想。
           荆州地委一天3次打电话到钟祥，钟祥的电话就不停地朝柴湖打。
           区委书记吴丰瑞对着电话说：“放心吧，汉江的水只能从丹江口往回流，决不会从大柴湖倒流的。”老吴的话虽说的得很坦然，其实他心里也很焦急，因为他比别人更多地了解移民。多数移民秉性耿直，爱认“死理”，一旦思想成熟，那犟劲三头骡子也别想拉转来。
          半阴半晴的天，又闷又热，使人烦躁不安。
          区党委会议开了半天，专题讨论稳定问题。会上，有人提出要深入农户做思想工作，理顺移民情绪，有人认为要加强新老居民沟通。消除隔阂和隐患；有人提出要迅速与河南淅川联系，采取措施让返迁移民无立足之地；也有人认为要切断柴湖移民与荆门移民的联系，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应该把五类分子，包括上过北京告过状的那个周建林来出来斗一斗，杀鸡给猴看一看。。。。总之，大部分委员都谈了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
        这时应该说千锤打锣一锤定音的时候到了，而吴书记却要大家再想想，看还有什么意见补充没有。
        说这话的时候，吴在盯着一个人，这个人之后也当过党委书记，不过他当党委书记的时候是在县里挨批评最多的书记。因为他没有多少文化，直来直去，爱说实话，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蚂蚁尿到书本上——识（湿）不了几个字，竹筒倒豆子——直进直出。人送外号“红脸汉”，他的名字叫付明道。
        吴对付敢于直言的脾气太了解了。但是。今天的会议，为何这位党委副书记一言不发？
        “明道同志有啥想法，你谈一谈，”
        “大家说的都不错，但我觉得太有些就事论事了。我认为柴湖要稳定，应该标本兼治疗，更应该一治本为主。前天有位移民问我，付书记，我们移民搬迁图的什么？是为了受罪，可我们不是犯人，是为了享福，却没见福在哪里，你们当官的能不能让我们过个安稳日子？”付明道顿了顿，接着说：“移民有困难，我们不解决，一搞就‘上纲上线’，要斗要批，我不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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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那个年代张嘴斗，合嘴批，是家常便饭，不讲阶级斗争则是最不时宜的“政治嫌疑”行为。付明道发言之后，会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鸦雀无声，连人们的呼吸声也听得清楚。有的人暗暗为他捏了一把汗。
         “我赞同明道同志的意见。常言说，安居乐业。没有安居，怎么乐业？没有安居，怎么稳定？但怎么算是安居呢？要改变先状，要做到居者有房，耕者有田，买者有店，学者有校，病者有医，才能算安居。主席说‘抓革命，促生产’，移民本身就是革命，移民的生产生活就是革命，认识对不对，大家说说看。”党委副书记陈国华不愧曾是老区长，寥寥数语，对付的讲话既作了肯定又作了补充，话又说的滴水不漏，入情入理，有人带头鼓起掌来。
         “好！”紧绷着脸的吴丰瑞用眼光扫了一下会场，然后对党办秘书曹明臬同志说：“明臬把刚才大家的意见归纳整理一下，晚上请革委会的同志一同参加会议，对移民的长治久安问题我们要深入地讨论……”
          ……
          一个“扎根柴湖，艰苦奋斗，内外争取，加快建设，齐头并进，稳定大局”的“24字”工作思路提出来了。当然，最后形成文件的时候，没有忘记写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大批判开路”和“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政治专用语。
          “24字”工作方针的核心是以“安”促“稳”，也就是说，要想长治久安，必须把移民建设新家园的理想变为实际，变为现实。会后，大部分干部分派到区辖的6个公社，与基层干部一道进村入户做思想工作，针对矛盾焦点，对老居民主要宣传移民政策，移民精神，增强他们对移民的感情，善待移民；对移民的教育主要是侧重与顾全大局，克服困难，安心柴湖，从长计议看柴湖，并切合实际地帮助移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搞好稳定的基础工作。
          专家们说，水库移民是世界级难题。
          但是，柴湖区委的领导必须对这道难题作答，并且是在有限的政策范围之内，有限的权利之下。
          为了使移民流得住，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和当地经济，在柴湖工作的干部无不丢弃个人的荣辱得失，付出了超负荷的努力。他们同移民一道，“把下雨当流汗，把刮风当电扇，把夜晚当白天”，用自己的汗水和辛酸刷新着自己的奉献。
          被人誉为“领有羊”的吴丰瑞，虽然曾为淅川县常委，当过农工部长，宣传部长，但为了移民，他心甘情愿地在柴湖工作，以他宽广的胸怀，坚毅的性格，伴着坚定的脚步，同移民一道度过了搬迁之初的那段最为艰苦的岁月，在柴湖的每片土地上都洒有他的汗水，留下了他的足迹。
          可是，正当吴丰瑞带领干部群众励精图治，阔步前进的时候，县里来了一班人马，县革委会主任亲自到场坐阵，以反对宗派为由要整老吴的“风”。
          黑云压城城欲摧。人们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整风会上，有的委员低头不语，有的委员只顾抽烟，觉得这“风”刮得不对劲，但又不知说什么好。
          区委委员，红旗公社党委书记黄学峰是一位富有经验和水平且年富力强的干部，呀听了上边的意见，知道有人在借整风之名行整人之实，就第一个站起来发言：
         “我认为柴湖区委班子是团结的，是有战斗力的，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在吴丰瑞同志的榜样下，带领移民群众垦荒造田，重建家园，所做的努力和已取得的收效就是最好的回答。吴丰瑞同志在移民接待安置中，挨过骂，挨过打，他毫无怨言，为了柴湖的稳定和建设，他不知道什么叫休息。下大雨，别人往屋里跑，他却带领我们朝水里跑，没腰深的水他没少淌过。如果你们不信，你们回到县里可以问一问黄益洲同志。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国，丰瑞是只好的领头羊，至于说他有什么问题，谁知道就把问题摆在桌面上讲，不要背后搞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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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学峰的话落地有声，引起了满座俱惊，县里来的人一脸的尬尴，你望我，我望他，谁也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候，只见一个人站了起来虎声湖气地说：“反对宗派主义是对的，但是柴湖区委班子不存在宗派问题，如果要说有，那是个别人，是个别别有用心，不思工作的人。。。。”
         讲此番话的是区委委员，红升公社的党委书记吴成山同志，他是个出了名的“吴别子”，讲话不绕弯子，不看他人脸色。和和黄学峰的发言使几乎凝固的气氛透出了些生气，后面跟着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尽管他们每人表述的语言不同，但表达的意思却是一致的，共同认为柴湖区委是一个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好班子，吴丰瑞同志是一个好班长。县里来的领导听了大家的发言，又背后做了些调查，扭转了对柴湖主要领导人的看法，并且从中对借“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帜闹革命”的个别人，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男儿有泪不轻弹。吴丰瑞这次落泪了，这是他参加工作多年来的第一次落泪，这是他在带领移民重建家园，重新立业的土地上第一次落泪。他的泪水中有难言的委屈，但有更多的感激，是信心，是力量！
         后来，吴丰瑞同志尽管当了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但一段时间内，他肩上担负的“柴湖第一书记”的职责却没因工作的变动而放下。。。。
          一位年已80高龄的老干部回忆说：“当初如果没有老吴，就没有柴湖的稳定，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柴湖。老吴带出了一批好干部，好干部又带领移民走出沼泽地。那年老吴积劳成疾病逝的时候，我这被他骂过的犟筋人，还痛哭了一场。”
          从钟祥市人大主任位置上退休的邓述海同志，曾在柴湖工作过一段时间，移民们给他的画像是：诚诚恳恳为民，扎扎实实办事。他出生于沙市，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本地干部。1975年撤区并社，组织上把10万柴湖人的大镇重担交给他。在上任之前，他的妻子，亲戚，朋友，同事与他挥泪相别，哭声动天，看那情景，好似他此去不是去当一名“大公社”的党委书记，而是一名去赴法场的囚犯，亲人们无不为他的前途和命运担心。但是，他坦然地走进了柴湖，他要以自己的“诚”和“实”。帮助移民度过难关。
         邓述海同志处事公道，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群众观念强。在柴湖3年的工作期间，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官来看待，而是“拎着乌纱”，扛着锄头和移民滚成一个蛋。已退休的老民政干部李荣占回忆说：“当时哪户移民缺油盐钱，哪家移民缺柴草烧，我们干这一行的还没摸清楚，邓书记却知道门朝哪儿开了，邓述海调离柴湖时，许多群众大老远结伴而来为送行。后营村一位大娘，还为他送来了几个煮熟了的鸡蛋，流着泪拉住邓书记的手唠叨道：‘多回来看看，多回来看看。’在场的人都哭了，邓书记也哭了。”
         “移民应该是水库的受益者，不应该是水库的牺牲品。”下柴湖时只有30出头，担任过副书记，副责任，武装部长，管委会主任的张相训同志，在其任职期间，为了柴湖的稳定和建设努力向上争取项目和资金，为移民办实事，一干就是十四五年。
         一次，他到省里找一位副省长喊苦，那位副省长说他越级来找，把他“轰”了出去，但是，第二天他又出现在这位副省长面前。
         “作为我个人，我不应该来找你，国家给我有工资和粮食，可是我是柴湖人民推选出来的一家之主，移民们没有饭吃，我心里。。。”他说不下去了，眼泪夺眶而出。那位副省长被他感动了，柴湖公社的文件终于放进了副省长的公文夹里。。。
         1975年秋天，为了解决移民用电问题，张相训直奔武汉，并决心要见一直关心柴湖移民，从荆州地委调省委任常委的原地委石川书记这位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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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省城，听说石书记去了天门，他扭头就赶到天门。到了天门县，又听说人去了岳口农场，他就又一鼓作气，追到岳口。
    张相训回忆说：
            （去天门，没有白跑，我终于见到了老领导。那天晚上，我同石书记同住在一个房间，把来意说了后，就把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一一向老领导作了汇报，末了，我又向他提出个我最忧虑的问题，也就是移民的吃水问题。老领导同情我们，谈了自己的想法。
             那个时候，什么物资都是计划安排，由于水电部和省里重视，用电问题很快就比较顺利地解决了，而移民吃水问题，工作难度很大，因为当时有的县城还没用上自来水，更别说农村了。公社班子成员讨论时，也有同志认为你现实，是天方夜谈。我不灰心，我到省里找领导，找有关单位检测地下水，对移民食管癌疾病进行“拉网”普查，1976年，带着数据同副书记吴成山同志一起到北京，向水电部领导汇报，争取立项。随后不长时间。长委移民处高志歧就来到钟祥，并要我参加移民饮水工程方案的研究会议。
             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一个夜晚我没合眼。因为，柴湖党委的意见是解决移民的饮水问题，而县里的领导则要求我提出大引水工厂方案，想趁机解决相邻同边乡镇地区的灌溉和生活用水问题。我当时也是县委委员，我想如果借机能为其它地区的发展提供一点条件也是件好事，但是国家的钱也不是随便给的，如果搞大工程，国家不批准，移民饮水工程岂不泡汤了？我顶着压力，谈了柴湖党委的意见，气得县领导连会议都不参加了。不过高处长却对我说，你坚持得很对。水电部要我把钱给你带来了。
                         ……）
           老一辈移民干部为了移民的安稳操碎了心，他们流泪流汗，脱皮掉肉，忍辱负重，奔波劳苦，无怨无悔的目的只有一个，让移民们在柴湖这片热土上构筑起幸福的家园，好好地享受新的生活。
          经过反复努力，终于，移民耕田，有了自己的“东方红”，70匹的大马力；收割小麦，用上了进口的“康拜因”。边割边脱粒；照明，从丹江口送来了电，电灯一拉就亮；饮水，汉江作水源，水嘴安在家门口，龙头一开便流……
          为了鼓舞斗志，振奋民心，柴湖成立了曲剧团，公社主任张相训自翊是“戏主”，副书记陈国华被封为“戏母”，副主任黄学峰自谦为“场外指导”，党委书记付明道当上了“顾问”。一台一台大戏在移民的家门口演了起来，把移民的精神细胞搅活了许多。
             当丹江人在远距丹江的地方，用上了丹江电，喝上了丹江水，看到了家乡戏，他们仿佛回到了故乡，激动得流出了眼泪，“移民没白当”，自豪感油然而生，此时，若谁要说想返迁，人们会把他看成神经病。据当时管户口的民政助理李荣占回忆，起初安置移民只有44000多人，可是后来从荆门和库区自愿来了近千户，4000多人，赶都赶不走，使柴湖移民安置总人口增加到近49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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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章        百        业       待       兴
                                                 学生们在臭气刺鼻的牛棚里，放声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常言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作为一个新建的行政区域，作为一个有数万人的大镇，买东西要有商店，卖东西应有市场，购米面应有粮站，瞧医生应有医院，孩子门上学当有学校，老年人喝茶应有茶馆……但是，这所需要的一切，当初是一样也没有。
                一个地区，政府机关该是相当重要的机构了。但是，许多老人今日还清楚地记得，柴湖区机关东迁西移，前后流浪了两三年。1967年，区里办公借居的是曹寨村的移民房，1968年，又借栖梁家岗。1969年，县里想把区镇建到水路运输比较便利的大同码头，因地理位置远离移民，偏离区域中心，遭到移民反对，后才选定了现址。
               两排小民房，一块木牌子，一枚圆公章，是柴湖区的全部家当。事关民生的供销社，食品所，粮管所……什么都没有。买供应粮食要走几十里路到南新集坡上粮站去买，买火柴要到大同供销社去买，吃萝卜白菜还须到旧口罗集外乡镇去买，来去一趟就是大半天。移民门感叹说，为买包香烟能跑烂鞋一双。因患病没有地方瞧，人们急了就直骂娘。
               有一位随军住在汉口空军机场的姑娘名字叫杨丽霞，听说舅舅们从河南搬到湖北钟祥来了，就闹着非要到舅舅家看看不行。结果到了柴湖，就患上了病，因为缺医少药，病情不断恶化，急坏了的舅舅，舅舅借来一副担架，把他送到县医院治疗。经检查，患的仅是一种伤寒病，每日只需服上几粒药片，打上两支小针就行，但是在柴湖没办法化验检查，小病也需大折腾，不然就会要你命。难怪人们骂娘！
            柴湖是集中安置移民的地方。由于它的特殊性，1966年，当首批移民3895人安置在南新集一带的坡上时，当时就成立了新集直属人民公社，由县里直管。1967年，二批移民迁来8424人，移民总数达12319人，随之撤消了新集人民公社，成立了新建区，曾经带领移民青海支边，受尽磨难的淅川县农工部部长李纪奎同志被安置柴湖区任首任行政长官。根据付明道同志回忆，当时的领导任用很不规范，没有下过红头文件，只凭上级领导一句话就算，办公生活的条件极差，借用民房长达2年之久。
              1969年，柴湖区机关定址后，单位部门才开始筹建，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原属旧口区管辖的围垦区内的老居民1万多人划并柴湖区管辖，使柴湖区管人口增加到6.5万人。

碧云凌空

但是，就是这么个大区，区机关的在地集镇看表象还不如一个小村庄，只有几间零星的小瓦屋，对于人们所需要的服务性设施建设，服务机构建设，只能在期待中。
              当年，对于移民区的建设有一个政策，就是平均每个移民0.64间房，包括生产队的库房，牛房，大队部公房，学校以及机关单位用房一并在内。1968年，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关于钟祥县大柴湖围垦安置丹江口水库移民的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文件中指出：“大柴湖新建区，社，属于行政，事业，文教，卫生以及移民的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公用房屋，在移民公房指标内统一安排。”公房指标的概念是什么呢？即移民平均0.64间房减去人均住房0.5间后的差，就是公房面积。
              那个时代，“牛是农民的宝贝”。几头瘦牛得有个窝吧？人民公社化，大集体生产的粮食得需有个地方存放地吧？牛屋，库房，一样也不能少。但牛屋，库房有了，“公房指标”就差不多没了。商店，医院，学校这些与移民息息相关的单位怎么建，特别是教育，事关千家万户，事关千秋万代，谁都知道它的重要性，特别是移民，对教育的认识更是历史久远。
              移民老家淅川，历史上文化教育极为发达。曾养育了名扬中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商家鼻祖范蠡，养育了一代文豪，史学家范晔，养育了无神论的先驱范缜。自明到清，儒学盛行，社学，义学，私塾遍布全县，王尚志，全遂，彭凌霄等众多明代读书人，经乡试，会试，直达殿试，成为进士，辛亥革命后，民过时期的淅川教育有了更大发展，义务教育和民众教育补习合流，乡村都有了小学，民国31年和36年中央教育部曾两次训令嘉奖，授予淅川为教育甲等县称号。
           老家的教育最为鼎盛的年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7月7日，芦沟桥发生事变后，抗日战争开始，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华北地区相继沦陷，华中形势紧要，外地各类学校为了逃避战乱纷纷迁入淅川，数量达20多所。“国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中学”，“开封女中”等知名学校落住淅川。这些学校除招收流亡学生外，还招收本地学生，为当地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知识人才和教育骨干，还让淅川人深受教育的启迪。
             “庄稼不丢猪，学习不丢书”，“积钱不如教子，闲坐不如看书”，这就是移民的教育观。在移民群体中，他们有一个共识，再穷也要让孩子念书。原柴湖区组织委员会汪书全回忆说：“移民青年受教育的面比较大，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较多，搬迁柴湖后每年招工提干上大学的均有500多人，外乡镇因文化人资源不足，完不了招工任务，就到柴湖讲情说好话，要我们替他们完成点任务。”
             然而，多年的搬迁折腾，无辜的孩子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十几岁的孩子不知道学校门在哪儿，从大队到公社，从公社到区里，没有一所学校，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和伤疼，着实让人焦急。
            “早不起误一日，幼不学误一生。”
            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生产队的三间牛房，一端拴牛，一端坐学生，办起了学校。学生们在臭气刺鼻的牛棚里放声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惊得老黄牛也睁大了眼睛。
             没有课桌，和泥做坯，垒起墩子，算是书桌。没有黑板，找来几块烂油毡拼凑到一起钉到墙上，算是黑板；没有粉笔，就上山寻一种白粉石，拿回来代用，其情其景，看了足以令人寒心，但当时却是一个创举。1969年末，全区群众办学现场会在武洲村隆重召开，大队党支部书记侯红业还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是年冬季的一个晚上，区委书记吴丰瑞把搬迁前曾在淅川教育局工作的彭三星找来说：“咱们是个大区，区委研究决定，筹办个高中，这个校长的担子就由你来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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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三星是个实干家，上任后请来宋龙生负责学校基建，请来赵昕负责教学。抓筹建时，学校印制表格分发到各村，对老三届，新三届学生逐一摸底调查，动员他们入校就读。1970年春，柴湖区高中的牌子在一排红瓦白墙的屋檐下挂了起来。彭三星回忆说：
            “建校初期只有6个教学班，300多学生，无桌，无椅，睡的是用土坯垒起来的土坑，由于潮湿，许多学生都患上了疥疮，上课时学生只顾抓痒忘记听课。当时高中，初中，小学在一起，因为小学和中学每节课的时限长短不一致，中学上下课以敲梨面作钟，小学则以吹哨为令。
             在因陋就简的办学条件下，劳动建校成为师生员工的主要科目。没有操场，师生搬走一个大土包，填平一个大水塘，修建了操场；我们到陈营下边的小南湖开垦荒地132亩，换取前营村靠近学校的40亩土地作为校园基地，也就是现在学校修建学生餐厅那个地方。那时侯，学校不搞勤工俭学办不下去，一面破犁铧当钟敲，敲了十多年，原因是没钱买铁钟。可是，勤工俭学多了，家长和学生又有意见，1973年，有人在校门外贴出大字报，说学生上课少，劳动多，学校变成了劳教所。上级不给扶持不给钱，不给好苗子，柴湖高中后来就被定为农业高中。为了使移民的孩子有机会走进高一级学校，学得更多的知识，就把农业高中改制为重点初中，更名为‘柴湖一中’。有一个时期，旧口高中的生源75%来自柴湖，而旧口，罗集，长滩三乡镇的学生只占25%。细想起来，从一无所有，到今日的柴湖一中，尽管一波三折，但我们毕竟闯过来了。”
             师资是立校之本。柴湖教育干事宋育禄说：“在公办教师奇缺的情况下，为了把学校办起来，只好从农村青年中选拔民师。有一度，全区近千名教师，公办教师只占30%，其他全是民师。”从小学到初中，甚至高中都有民师执教。特别是村级小学，民师占的比例最大，有的学校几乎清一色的民师，能配上一两名公办教师的就是规模较大的学校了，民师的报酬是见个日头记8个工分，相当于农村妇女的出勤分，但他们不曾计较和抱怨，只希望用自己的青春之光点燃下一代的美好愿望。吴营小学的吴自有，曾是村里的信贷员，生产队会计，按理说比当民师的待遇优厚，但他却甘愿作孩子王，吃粉笔灰，拿8个工分的报酬。一次，为了修补学校那猪狗也能钻进钻出的教室，他拉起人力车去到长滩岳宝山买石灰，不幸的是，返回途中遇上大白雨，为了保住300公斤石灰，他毫不犹豫地将雨衣和塑料单全盖在石灰上，自己任凭风吹雨淋走了50多里路，回到家后大病染身，茶饭不思，即便这样，他还坚持到校上课。学校建在安全土台上，他无力上去，就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上爬，豆大的汗珠，蜡黄色的脸陪伴他，最后凄然地离世。在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一千多名学生及家长见到了他1500多元的外债明细录，见到了没钱报销的24元石灰发票单，看到了他生命最后一刻那发烫的汗水滴落在学生作业本上的印痕，无不泣泪悲痛……一位女生感叹到：“吴老师不是黄继光，董存瑞，却犹似黄继光，董存瑞，他完全是为了我们今后的美好才献身的。”
           教育起步之难，显而易见。其它行业的创业，同样步履维艰。为了办起农具厂，曾任厂长的宁景臣八面烧香，四方求援，待耧耙，锄头，镰刀生产出来了，他却抱病走向人生终点。镇卫生院在起步建设中，院长杨振廷在工地上不幸发生意外，重伤致残，痛苦与他相伴终生……
          柴湖，这片流淌着移民血和泪，悲与壮的冷漠之地，终于绽放出一朵朵花儿来，红的，白的，黄的，在阳光下耀人眼睛，给人增添了一些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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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三    章          激         活         黑        土      地
                                               为了革土地的命，乡亲们没有忘记买回几丈细红布，做几面旗帜插到田头。
          土地是财富之母。
          柴湖移民是以农安置为主的移民。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移民刚来时，与周边发生最多的矛盾就是土地纠纷。现在仍然健在的原柴湖公社党委书记付明道说：“土地问题是柴湖最大，隐患最多的问题，我在柴湖工作十几年，感到解决涉及土地最难最难。”
          “70年代初和在此之前，移民和老居民经常发生事端，轻则换口对骂，重则棍棒相向，究其原因不是言语不通，也不是风俗不同，多数都是因土地闹纠纷。移民岗南村与老户群益村曾发生过一次几百人的大械斗，就是因争外滩地打的架。区委副书记安天成同志是钟祥当地人，新老居民发生矛盾后，他就到老居民一方做工作，我到移民这方做工作，要求双方相互理解，多做自我批评，无论怎样，土地只有那么一点，争来争去土地不会长多，但说明一个问题，移民养命的土地资源不足，需要向有限的土地要粮食，挖潜力，”
          为了存活，在垦荒造田的同时，移民们不得不对脚下的土地来了两次革命。一次是种水稻，一次是包产到户。
          试种水稻是1972年开始的。移民在老家也种水稻，面积不大，地块零散，虽不知道从哪个先人起开始种的，但地的脾气，水源灌溉，种多少，产多少，他们悉数全知。人们知道水稻高产大米好吃，可柴湖这地方能不能种，怎么个种法，移民们心中没数。
         1972年春节过后，区委书记吴丰瑞背起被褥住进了白岗村。
         白岗村是个较大的村，2000多人口，由于地势低洼，大部分田块一遇大雨就歉收，甚至绝收，闹粮荒的人连年不断。老吴走进村，就同大队党支部书记郑新朋，一块地一块地的察看，合计着种水稻的事情。村民们听说要种水稻，热情很高，年轻的三队队长郑新锁连夜召开群众会，讲话好似放连珠炮：“人们说移民苦难多，搬罢青海搬山坡，今日搬到大柴湖，原来是个臭水窝。臭水窝有啥不好？臭水窝里臭水多，咱种水稻正合适，不用灌溉不施肥，亩产就是一千多啊！”
         听听，郑队长的话就是一首畅想曲，说的人们心里乐滋滋的。
         那时侯，红色象征着革命。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岁月里，集体再穷，为了革土地的命，乡亲们没有忘记买回几丈细红布，做几面旗帜插于田头，以示他们的决心：要靠自己的努力填饱自己的肚子。
        家无闲人，铁锁看门。
        肩挑车拉，日夜不停。
        经过一冬一春的苦干，村东三百亩，村西二百亩，整得平如镜，细如面，沟渠开得端如线，全部插上了秧苗。精心细管，秋后算帐，虽然亩产只有五六百斤，与郑队长鼓吹的差了一大截，但这样的收获已是很不错了，移民们心里喜滋滋的，村党支部书记郑新朋还当上了省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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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岗村试种水稻成功的经验在全区推广，红升村立马响应，于1973年也开始试种水稻。人们知道，白岗村和红升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柴湖南北的两块牌子，是移民村的两杆旗帜。白岗村有个郑新朋，红升村有个吴文斌，你郑新朋能办到的事，我吴文斌也非要办到不可，你郑新朋办不到的事，我吴文斌还要办几件让你看看。
        吴文斌浓眉大眼，读过几年书，喝过几天墨水，20多岁就开始在村里当干部。人到中年的他可以说是对农村工作比较老道了。在那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岁月，当他看到又人偷掰集体的玉米穗，他脸一扭就走了。有人向他反映有生产队瞒产私分，他就睁只眼闭只眼教训汇报情况的人：分一把柴禾，分几个红薯，叫什么私分？用不了大惊小怪。因为他坚信一个理：农村干部虽然算不上什么官，但若村里饿死人事情就大了，我们不能让老百姓烟囱不冒烟，只喝西北风。
        1979年，吴文斌的名字传遍柴湖。妇孺皆知，在整个钟祥县也算得上个“名人”。因为他在土地上闹革命，暗中把集体的土地私自包给了农民。
        县委书记在农委主任，柴湖公社书记付明道的陪同下来到红升村找到吴文斌，劈头就问：“你们村是不是在搞分田单干？”
        吴文斌心中一颤，暗暗吃惊：事情才只有几个月，县里怎么知道了？文化大革命批判刘邓路线，批判“三自一包”，后来又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件件往事像放电影一样从脑海掠过，他不禁打了个寒颤，他回想起高戴着“走资派”的帽子，被人推来攘去的情景，回想起他在会议上“没有触及灵魂”的检讨时不时语塞。
       付明道似乎看透了他的心，神态坚定的说：“老吴，你不要怕。你是群众信得过的干部，事情是咋办的，心里是咋想的，你要直说，当初，你不是同我还打过招呼吗？”
       老吴怎么也没有料到公社党委书记主动为他担负责任，让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1979年春，他回到河南淅川老家听说安徽凤阳县有个村的农民秘密按下血手印，把集体的土地私分了，他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从河南回来后，每天早饭后就到地里转，有时还抓一把土放到鼻尖下闻一闻，他不相信脚下的土地长不出好庄稼！问题是怎样才能长出好庄稼？
       一天，他置备了几样小菜，买回两瓶老白干，把红英管理区总支书记李训灵请到家里喝酒，半斤酒下肚，他的胆量大起来，便把自己在河南听到的消息和自己的想法谈给李听。李听后觉得事情重大，非同小可，待两斤老白干喝得滴酒不剩时，两个人一合计，趁着酒力，骑上自行车就朝公社驻地蹬去。
       出乎他们的预料的是，身为党委书记的付明道竟然爽快地同意了他们的想法，但嘱咐只能对偏远的田块搞联产计酬，且不要声张。
       现在，事情闹大了，县委书记亲自下访，吴文斌深知这件事的严重性，一口咬定没有分田单干，仅是联产计酬，是自己的主张。
       是年，吴文斌成为反面教员，大会小会挨批，但由于他采取的措施受到群众的拥护，后来，明的说联产计酬取消了，实际上背后仍在执行。
        在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中，正式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性质在1982年1月1日，在此之前，钟祥的分田单干是从柴湖搞起的，柴湖的分田单干是从红升大队搞起的，在这片不堪重负的贫瘠土地上擂响分田单干的第一锤的人虽然已经作古，但为谋生存，顶压力，挨批评的基层干部形象却永存在人间。
        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声，响彻了汉江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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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卷                    脱            贫             篇
                                                  第     十    四      章        目         击      柴      湖
                                      一粒石子也没有，却有一座无形的山，重重的压在移民们头上。
               几度风云，几度春秋。在弹指之间，30多个年头过去了，4.9万移民已敷衍为7.5万人。搬迁时的少年，而今已到中年，中年已成白砝苍苍的老人，那些在柴湖荒滩上呱呱坠地的小生灵，一个个都成为家庭的顶梁柱，成为人父母。可是，不幸的是，在这个有别于其他人群的移民群体中，几乎人人头上都戴上了一顶让人欲卸不能的“贫困帽”。
              按照常理，柴湖的今天应该是借移民之机，乘改革之风，顺势发展的高速列车，但眼下的状况，倒像是一头老牛拉着破车吱呀吱呀地，慢腾腾地走在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上面。尽管这里今已没了荒湖的痕迹，但是生活的沼泽和荒芜依然如故。知晓柴湖的人，只要说到柴湖，人们就自然会想到“土坯房，烂衣裳，玉米棒子红薯汤，酸菜面条锅照相，老母猪栓在床腿上，鸡窝安在灶台旁”的民谣。
            村民来到柴湖安家15年后的1983年，湖北省政府在《钟祥县大柴湖公社移民问题的调查报告》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记载：
              我们访问了6个生产队的21个农户，在农户家里查看了所有的坛坛罐罐，没有一户有陈粮，家家户户都靠救济过日子。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的户，春节前后购回了几十百把斤粮食，缺钱的户四处借债吃了上顿没下顿。春节期间，全公社有60户社员外出讨米。多数农户没有吃肉，饺子馅是萝卜，白菜。不少农户生活之苦，不亚于三年自然灾害。在全省农村欣欣向荣的今天，这里却有几万移民处于饥饿之中，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叫人寒心。我们在中干桥大队访问了两户外出讨饭的社员，一户叫胡书富，69岁，1951年入党的来党员，老干部，一家5口人，年底就断了炊，因借债无门，老伴年前外出讨饭。我们揭开他家的锅盖看，锅里放的是讨来的发了霉的馍馍，国家供应的467斤救济粮一斤都未买回。另一个叫杨生，家有7口人，一贫如洗，老债新债上千元，发给他的500斤统销粮还在供应册子上，根本没有办法买回。
            《调查报告》还写到：
             由于安置工作是在十年动乱期间进行的，有关生产生活的一些问题，很多都没有按即定的政策办。移民的住房是搬迁是赶建的，低矮简陋，没有台基，一下暴雨，住房漏水，里外成河。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许多移民长期贫困，年年超支，欠债多的上千元，少的也有几百元，家底很薄，盖不起新房。我们看到许多家庭五六口人，六七口人挤住在十几平方米的一间房里，三代同堂，人畜同室，床边睡的是牛，床下睡的是猪，羊，卫生条件差，出血热之类的疾病流行，食道癌发病率很高，现在全公社的各种病人达800多人，有的无钱治疗，直到病死为止。许多家庭现在连基本的生活资料都没有，桌，椅，板凳残缺不全，睡觉的床铺非常简陋，有的移民睡地铺，床上没有垫棉絮，只铺一层草，垫一张席，没有盖的棉絮，这种凄凉的景况在我省怕是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