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一山与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
来源：《汉江水利报》 作者：成绶台 发布时间：2008-07-04
——为庆祝丹江口工程开工50周年而作
资料照片：1953年，毛泽东主席在“长江”舰上同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商讨从丹江口引水到华北，实现“南水北调”的宏图。
资料照片：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视察三峡途中，提出将丹江口工程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
林一山，当代水利事业家、长江水利委员会创建者、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奠基人、水利工程创新专家。在他96岁高龄，带着他对长江水利建设事业和治水兴国思想的美丽憧憬与许多亟待进行的工作，不无遗憾地与世长辞了。
2008年1月7日，当我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参加林一山遗体送别仪式时，在哀乐低徊声中，我一眼看到国务院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敬挽的一个花圈，顿时想起目前正在紧张施工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特别是它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我又回眸瞻仰林老慈祥肃穆的遗容，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一句话——
没有林一山，就没有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
（一）
林一山早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北平师范大学地下党中心支部书记。“七·七”事变后，奉党的指派返回家乡胶东半岛，建立胶东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渡海北上，投入解放战争,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三大战役胜利后，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率万余名干部队伍，从北平南下。当他行经武汉时，正值1949年长江发生大洪水。经中共中央中南局报经中央同意，林一山被任命为中南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并着手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
目睹长江洪水灾害给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林一山深表痛心。他在积极广纳各方贤才建立长江水利委员会以后，立即部署开展长江历年水文资料的整编，经对1931、1935年长江大洪水的研究，他敏锐地认识到长江洪水主要来源于暴雨。
林一山经常告诫我们说，1935年的长江大洪水，暴雨中心在湖北五峰县，这次水灾共淹死13万余人，汉江遥堤溃口，洪水横扫江汉平原，一夜之间淹死8万人。每谈及此，他十分强调“一夜之间”这四个字，以说明洪水来势之猛、灾害之重。
为了及早研究消弭这一毁灭性灾害的对策，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湖北省的密切配合下，在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开展之前，首先着手进行汉江流域轮廓规划，以早日寻求解决中下游洪水灾害和开发汉江综合效益的控制性工程。
1952年秋，荆江分洪一期工程胜利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亲笔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和“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并制成两面大锦旗赠给广大建设者。 这两幅经典的题词，深刻地教育我们：一切水利工程的建设，都必须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基本前题。这年初秋，水利部传达中央指示，要抓紧研究汉江的治理和开发工作，特别是汉江丹江口工程的勘测设计研究工作。国庆刚过，水利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中外专家100余人到汉江查勘。林一山因忙于荆江分洪工程的收尾、总结工作未能参加。查勘团分乘七八只木船，实地查勘了丹江口坝址，并踏勘、研究了坝址地质及水工布置，据当时已掌握的有关资料以及钻探岩心资料，确认此处是建设高坝少有的良好坝址。
（二）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主席乘“长江”舰第一次视察长江，从武汉到南京的三天三夜，林一山全程陪同。毛主席首先提出：“北方水少，南方水多，能不能把南方的水调一部分到北方？”林一山回答：“我们还没有研究过，目前还不敢想。”接着林一山打开随身带着的一本上海《申报》社出版的地图。毛主席手持红蓝铅笔，从四川北部的白龙江指到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一一询问能不能从这里引水？林一山回答说：“不行。因为秦岭以南的水由西北向东南流入四川盆地，越往下游，虽然水量也越大，但地势也越低。秦岭太高，打隧洞难以通过，既不经济，也很困难，其下游工程量虽小，但水量也小，不太划算。”
当毛主席指向汉江时，林一山回答：“有希望。因为汉江与黄河、渭河平行，分水岭只隔着秦岭和伏牛山，越往东山体越小、地势越低，但水量却越大，引水工程量也相对较小。”
毛主席又从陕西汉中以下指到安康，直到湖北均县，林一山都说还可以。当毛主席指到丹江口时，林一山回答：“这里可能最好。”他分析说：“这里是汉江中游，又是丹江的汇合口，水量充足，引水不用打隧洞，且在巴山脚下，保持着理想的高度。”他又说：“1951年，我们曾在这里作过规划研究和钻探，计划在这里建坝蓄水、防洪发电，充分开发汉江的综合效益，但没有考虑南水北调问题。”
毛主席又指向丹江口以下问道：“再往下呢？”
林一山说：“那可不行了，再往下游，河水变宽，汉水进入南阳、襄阳平原，两岸没有高山，失去建坝的条件。”
“好了。”毛主席从地图面前直起腰来：“你即刻派人查勘，有资料就直接给我写信，不一定等到系统成熟了再告诉我。”
可见毛主席对南水北调的希望是何等殷切、何等重视。
“丹江口”三个字，在1952年3月19日就深深烙印在毛主席的心中了。
（三）
林一山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迅速派出查勘队，先后查勘了3条可能的引水线路。经过研究、比选认为：在丹江口建水库，自流引水，经过唐白河平原，翻越汉、淮分水岭的方城缺口，然后向东，经郑州附近进入黄河的这条线路较为理想。林一山立即将以上查勘成果报告给毛主席。
这项重要成果，奠定了南水北调中线引水工程的工作基础，长江水利委员还在南阳设立了长期的专业专职勘测队，以加强对这项重大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
1959年初夏，林一山陪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冯仲云、河南省副省长彭笑千和南阳地区专员，沿着这条路线进行实地查勘。他在《华北胜江南》一文中详细描述了这次查勘沿途的所见所闻，还特别记叙了沿途的地形和高程。他说，丹江口水库的正常高水位可能在165米～190米之间，方城分水岭大约是149米，且越住北走海拔越低，到郑州附近，黄河水位则是90米，因此可以自流引水了。他还说，由于北方日照时间长，阳光充足，土壤覆盖厚度较深，因此有了足够的水量，可以认为华北大平原的生产条件将比江南更加优越。
林一山面对如此美好的远景，在自慰的同时，又感到十分自豪。遥想当年长委会经查勘而选定的这条线路，经过多年深入工作的检验，大致上正是今天丹江口作为水源地引水华北直达京津的线路。
（四）
1958年，丹江口工程迎来了璀灿的春天。1月11日，在党中央南宁会议的最后阶段，毛主席决定把三峡问题正式提交政治局讨论，把三峡工程的建设问题正式委托周恩来总理来抓，并要求“一年抓四次”。南宁会议刚结束，周恩来总理就应邀出访朝鲜，一回国便又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率领100多位专家和有关领导，从武汉出发，乘“江峡”轮溯江而上，查勘荆江大堤和三峡坝区。
乘风破浪，激流勇进的“江峡”轮上，周总理和专家们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白天上岸查勘，船行时则认真讨论。周恩来总理还深深记得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的这年冬天，毛泽东、刘少奇和他视察武汉之后，在回京的专列上与林一山的彻夜长谈。毛主席曾问林一山：“如果要上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困难吗？”林一山回答说：“如果中央尽快部署，依靠我们的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建成的。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建成，但需要先修丹江口水利枢纽，它也是世界上一流的大工程，有了实践经验，就能胜任三峡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施工。”毛主席当即要求周总理致电苏联政府，商请派遣苏联专家协助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
1955年4月，奉苏联政府之命，一批批各种专业的苏联专家陆续来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协助开展长江流域规划、三峡工程和丹江口工程的建设。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改建为隶属于国务院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林一山一直认为：修三峡工程好比上天，上天要有梯子，丹江口工程和以后兴建的葛洲坝工程，就应该是胜利建成三峡工程的梯子。
周恩来总理在这次查勘三峡途中，还念念不忘这个梯子。2日27日，在“江峡”轮上，专门安排了一次关于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的汇报。周恩来总理在这次汇报会的总结发言中指出：“一定要建好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第一，确保质量；第二，要妥善安排移民；第三，设计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施工由湖北省政府负责，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
三峡查勘后，周恩来总理一行由重庆转赴成都，在中央成都会议上，他向大会作了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报告。3月25日，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后经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
这个意见除对长江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若干原则作了重要规定外，还在第（六）条中说：“由于条件的比较成熟，汉江丹江口工程应当争取在1959年作施工准备或正式开工。”
（五）
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在湖北省和省长张体学的积极努力下，长办和林一山的密切配合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于1958年9月1日正式开工。
这项工程是为推进三峡工程计划的第一个实施项目，十分需要随时注意研究与积累经验。为了加强对丹江口工程施工进程的直接了解，及时解决设计与施工部门的协调问题，长办除派出强有力的设计代表组常驻工地外，林一山几乎每个月都要和总工程师等技术人员亲临工地，直接了解施工进展情况，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为了确保截流成功，长办部署开展截流模型试验，取得了丰富的资料，并据此开展截流设计。1959年12月26日，丹江口工程实现大江截流，李先念副总理亲临现场主持了截流仪式。在历时3小时10分后，汉江被胜利截断，并随即将龙口石堤全线加固加高至设计断面，达到抵御设计防洪水位的目的。
丹江口工程建设者在汉江截流的喜庆声中，开始了大坝混凝土浇筑。但由于开工前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施工人员特别是有些领导者对混凝土浇筑质量不重视，也不遵守设计要求，开工不久，施工人员就由几千人猛增到以民工为主的八九万人。在当时“大跃进”的特殊年代，工程领导以为有了人就有了一切，只要解放思想，“精神就可以变物质”，靠小车扁担、肩扛人挑就可以修起一座大坝。由于施工中违反设计中要求的温度控制规定，初期浇筑的约10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坝体，出现了较严重的温度裂缝、冷缝、架空和强度不足等混凝土的质量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林一山以国家利益为重，坚持“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原则，除了通过长办驻工地代表部门向施工单位和施工人员耐心阐明质量第一的重大意义，以求保证混凝土浇筑质量外，并于1962年1月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正式汇报。周总理十分重视，于同年2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丹江口工程质量会议。林一山在会上汇报了有关工程质量事故的情况，并提出了如何改进施工队伍的工作作风和教育职工重视质量；完善机械化施工的配套设施及施工人员的培训，以及对事故处理的意见。
经过充分讨论，周总理总结说：工程质量既然很不好，混凝土工程就应该停下来，先集中力量处理坝体裂缝问题。施工要服从设计，设计要监督施工。水电部在物力上要大力支持，施工队伍要精简。
周总理果断而英明的决定，在丹江口工地、在长办、在水利电力部、在湖北省委，都引起很大震动。在那个“左”风盛行的历史时代，这些决定极其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干部和工人，十分明确地说明在重大工程建设中，坚持“质量第一”的重大意义。按照会议决定，大坝主体工程混凝土浇筑立即停止，设计和施工部门迅速查清所有影响质量的各种裂缝，并按照设计要求进行不同方式的处理，对混凝土浇筑事故部位及强度不合格部位进行补强灌浆，对坝体裂缝则逐条分析判别其危害性，并进行必要的处理。与此同时，对广大工人进行培训，同时把混凝土机械化施工和混凝土浇筑温度控制放在首位。
在设计和施工部门的积极努力下，经过将近三年的艰苦奋斗，到1964年12月，工程建设已经形成混凝土浇筑施工机械化一条龙。经批准，12月16日，工程恢复了大坝混凝土浇筑后，首先进行左岸河床坝体上游防渗板浇筑，并继续完成己浇混凝土质量事故补强处理。混凝土质量处理以后，丹江口大坝的质量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然后大坝进入全面施工。
1975年，淮河流域发生大洪水，几处水闸溃坝，造成很大灾害。我在北京心系丹江口，曾给丹江口工程局的王晋副书记打电话询问工地情况，他说：“上游来水很大，深孔泄洪闸都开了，还开了几孔堰顶泄洪闸，大坝安然无恙，还是亏得当年林主任坚持大坝质量，我们今天才能安枕无忧！”
（六）
正当丹江口水利枢纽步入科学施工的正确轨道期间，这时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局面，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投资。
就在这时，林一山接到一位领导同志的电话，说丹江口工程是个无底洞，修成现在这个样子就行了，不必再复工了。正当这个关系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前途命运的重要关头，林一山与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商量，为了适应当前情况，由长办提出采取分期开发的方案，即现在大坝基础已按原定设计浇好，但正在修建的地上部分，可利用现已浇筑的工程，缩小坝体断面，降低坝顶高程，减少水库容量，先完成一个小电站的初期工程，一方面为实现原定设计的最终规模创造条件，一方面先发挥一定程度的防洪和发电效益，收回一些投资，待国家经济条件好转后，再完成最终规模。
张体学十分支持，当即以湖北省委的名义，正式向中央提出这一建议，并很快得到周总理同意。但当正式讨论实施方案时，却连这个小方案也受到阻扰，为此一连辩论了好几天。
会上，有人说，丹江口工程本不该建，已做的工程能有些微的防洪作用就行了；也有人说，如要发电，现有大坝太低不能采用原设计的15万千瓦机组，可改用湖南潇水双牌电站的2.5万千瓦机组。林一山始终坚持分期开发的方案，不同意任何一种妨碍原定设计的意见。他耐心向与会人员说明：为度过目前国家的暂时困难，丹江口工程降低坝高、缩小断面是暂时的。按照已提出的分期建设的方案，可以先行安装15万干瓦机组，然后根据国家经济能力分期加高大坝，提高发电水头，达到最终规模的设计要求，发挥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和引水华北等更大的综合效益。
会议主持者、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钱正英深感通过会议反映出来的意见分歧，不仅是对机组大小的分歧意见，更是关系到丹江口工程能否按照分期建设的方案继续施工还是停工下马的问题，便与林一山商量，再给周总理写个报告，以结束这个没有讨论结果的会议。
不久，周总理电召林一山赴京面谈，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详细听取林一山关于丹江口工程在目前国家暂时经济困难、压缩投资的情况下，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并提出从“暂时停工”、“单纯防洪”、“防洪结合发电”和已提出的分期建设方案相比较，其投资估算怎么样？林一山一一作了回答。李副总理认为，初期工程方案与工程下马所需进行处理的投资相差不是太大，还是不下马为好。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基本同意丹江口工程不下马，进行分期建设的方案，并抓紧时间进行质量处理，积极进行混凝土机械化施工的各项准备，到1964年12月16日，工程恢复大坝主体混凝土浇筑。
林一山对于丹江口工程复工的意义，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当时不复工，不仅不利于汉江的治理开发，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就成了泡影，长办也失去了一个大型工程的实践机遇，对于以后要承担葛洲坝修改设计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减少，更谈不上承担三峡工程的设计了。
后经湖北省委、水利电力部与长办多次研究磋商后，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并经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审核上报，国务院于1966年6月23日正式批准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的规模为：坝顶高程162米，水电站装机总容量为90万千瓦（6台×15万千瓦）。这就是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基本规模。丹江口工程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施工，第一台机组于1968年10月1日发电，1973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全部建成。
由于效益显著，周总理在1972年11月主持国务院关于葛洲坝工程的汇报会上，议论全国已建的水利水电工程综合效益时，他把丹江口工程誉为“五利俱全”的枢纽工程，称其为除害兴利、综合利用水资源的成功范例，并请李先念副总理有机会去看看。
（七）
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下，经过混凝土质量处理，建立机械化施工体系，加强科学管理，不仅把它建成为一座质量优良、效益显著的水利工程，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而且为正在进行规划、设计、科研的三峡工程发挥着“梯子”的作用。但在“文革”动乱时期，政治斗争综错复杂，在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对外宣传工作中又引起了几起纷争。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对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进行大力整顿的同时，在舆论工作中有重点地宣传17年的建设成就。6月，长办按照水利电力部的通知，组成对外宣传组进行有关长江水利建设成就的宣传，并确定将丹江口水利枢纽列为重点之一，由我担任组长，长驻北京。
工作开展不久，就遇到两项重大原则分岐，并产生了激烈争论。一是在组织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赴日本展览会筹备期间，丹江口工程被选为展出项目。我们除组织展出版面外，还专门制作了一台半自动化的过水模型。展版文字说明几经修改总算定下来了，但对大标题争议很大。我们坚持应为“丹江口水利枢纽”，而当时一位权倾一时、刚愎自用的人物，拉着“领导意图”这面大旗作虎皮，用不容商量的命令口吻要我们改为“丹江口水电站”。经过多次争论交锋，他仍毫无道理地企图压服我。在争论期间，我向林一山主任汇报了这一情况。林主任斩钉截铁地说：“这是原则问题，寸步不让！”我意识到这场争论不可避免，但仍耐心地把中央的批文、周总理的指示向这位“人物”说明，而他却毫不考虑，还要水电部展办主任向我转达他的意见，说是“丹江口水电站”6个字，“丹江口水利枢纽”7个字，只一字之差嘛，何必那么固执？我也请赞成我们的意见、十分同情我们的处境的展办主任向他转达：既然他认为是一字之差，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这个既不全面又不准确的这个标题呢？
按照展览会的规定，所有展品必须在春节前统一装箱。期限一天天迫近，我虽急如星火，但争论仍未结束，我们只有在按规定应该用有机玻璃塑刻的大标题处贴上一张写在报纸上的标题。当时担任这个展览会会长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正处在随时遭受批斗、备受凌辱的境地，但他接受周总理给他的这个“会长”职务后，从早到晚在展馆里巡视检查，以随时解决问题。一天晚上，廖公走到丹江口展区，带着不悦的神色，指着那张报纸标题问我：“这是什么时候了，标题字为什么还不贴上？”我详细地向他汇报了两个标题之争的情况。他略思片刻说：“这样吧，我请钱正英同志来商量商量。”半小时后，他的秘书告诉我：“明天上午八点半，钱正英同志来审查。”
1974年1月21日一早，钱正英副部长和水电部有关司局长都来了。廖公陪他们审阅了水电部送展的“都江古堰展新颜”、“红旗渠”两个项目之后，专门细看了“丹江口”，然后在会议室讨论。廖公要我简要汇报了展版标题至今尚未定下来的情况，钱副部长略思片刻说：“我看还是用‘丹江口水利枢纽’这个标题吧！”
争论有了结果，我马上把早已准备好的有机玻璃大字标题粘了上去。而这时，时间己临近我们返回武汉的火车开车时间。钱副部长十分体贴地要司机送我们到车站，我们才终于在1974年1月22日农历除夕这一天回到了汉口。
第二次争论是在新华社正式对外公布丹江口工程胜利建成的消息的时候。
1974年的春节，是在紧张而又苦涩的气氛中度过的，正月初二、初三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林彪）批孔（孔孟之道）的万人大会上，矛头直指向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春节一过，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北京。过了几天，我们接到正式通知：中央领导指示要新华社向国内外公布丹江口水利枢纽胜利建成的消息。这无疑是在严酷的冬天里透出的一丝春天的气息。这项新闻由新华社国内部工业组记者徐占焜负责采写编发，并让我协助。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老徐和我都能理解中央决定公布这项重大建设成就的政治意义。为了写好这个新闻稿，我们登门拜访了林一山主任。
林一山向我们介绍，丹江口水利枢纽、长江流域规划、葛洲坝工程，还有三峡工程，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58年，在党中央成都会议上，根据周总理的报告，讨论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还特别提出由于条件的比较成熟，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应该早日动工。这些内容中央是写成文件的。现在，前两项主体工程虽有成绩，但进展不大。丹江口工程已建成了，这是事实。铁的事实！让人们看看，17年的建设成果能不能彻底否定？
林一山还明确指出：第一，要强调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综合效益，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和引水华北，这几项缺一不可，而防洪是要点。笫二，要指出这是初期工程，目前是按分期开发的原则，坝顶高程162米，今后还要加高到175米。不加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对中下游的威胁，就不能实现南水北调的宏图。最后，他说，为什么我们在陶岔修了引水渠首闸呢？目前可引水每秒500立方米，下一步可扩大到每秒1000立方米，引水华北是毛主席亲自指示的。
这些重要的提示使我们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初稿很快出来了，但送审时碰到很大困难。那位“人物”说：“不是要大力宣传建设成就吗？丹江口工程规模多大，多有气势！加上个‘初期工程’不是削弱了吗？丹江口电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水电站，突出发电给人印象深刻，至于引水华北那是比较遥远的事，暂时不提它吧！”
看起来在全文千余字的消息中，这些分岐只表现在几个字，顶多几十个字上，但细细推敲起来，这些关键的问题关系到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由国家先后批准的汉江流域综合规划、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步设计和分期开发的方针能否全面贯彻的问题。这时林一山主任又一再指示我们：原则的问题必须坚持，无关设计原则的地方可以修改。为此，我们通过长办规划处、枢纽处等单位迅速收集了中央有关丹江口工程的批示文件，并一项项找到了根据。记得周总理在讨论丹江口工程的一次会上曾经说过，经过国家批准的设计文件，就不是设计部门一家的事了，就有法律效力了。现在我们更加体会到这条消息的政策性很强，必须克服急躁情绪，字斟句酌，耐心协商，严肃对待，不能为求早日通过而马虎迁就，以致影响这项工程今后的建设部署。
我们一面和这位审稿人耐心说明，既坚持原则，又不和他闹翻；一面由徐占焜向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汇报（他当时虽已处于随时接受批斗、可能被夺权的形势下，但对这项任务仍十分重视）。新华社除了迅速分别向水电部、长办、湖北省、河南省和丹江口枢纽工程局等有关单位发出了同一内容的征求意见的电报外，同时还派人走访中央有关部委通报中央将要公布这个消息的意义。很快湖北省的回电来了，他们赞成初期工程的提法和强调以防洪为主的综合效益；河南省的回电来了，他们赞成初期工程，强调南水北调引水华北；丹江口工程局、长办的回电也来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写了报告，并附上我们起草的新闻稿，请求审定。
1974年2月23日，李副总理作出正式批示，大意是：“同意公布丹江口工程的消息。我看要指出现在是初期工程，要强调综合效益，引水问题要写上。”这个重要新闻在当晚新闻联播中向国内外广播，第二天（即1974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出了新华社的这条重要新闻，有的报纸还配发了长篇通讯。
在当时彻底否定17年建设成就的政治形势下，这项重大建设成就向国内外公布，无疑是对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一批和“四人帮”坚持斗争的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大支持，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鼓舞，其重大政治意义也在于此。
新华社发布的这条消息全文1672字，囿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文革”语言，但其核心内容是十分明确的。中央及省市报纸，从肩题到副题虽有“文革”语言但主题是一致的：“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建成”。
紧接着，我们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又组织《人民画报》、《中国建设》、《中国报导》、《人民中国》和《北京周报》等外文和世界语刊物，对该项工程进行系列报导，以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
今天，当我们欢庆丹江口工程开工50周年，大坝按照原设计的最终规模正在加高，“初期工程”正将“加冕脱帽”，引水华北、直达京津的宏伟目标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刻，我们更加深切缅怀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亲切关怀与支持。也更加体会林一山主任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一系列指示而殚精竭力、坚忍不拔，组织广大职工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
发表于 2008-8-26 16: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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