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研究小岗]（十八）哪个“红手印”是真的？
[ 大于 ] 发表时间： 2008-11-24 14:26:58 [ 发短信 ] [ 回复 ] [ 树状 ]
[研究小岗]（十八）哪个“红手印”是真的？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关于“红手印”现在媒体上可以看到三个说法：一个是吴象先生说的“不知道弄哪去了”的写在一张烟盒纸上的“红手印”；一个是1982年10月7日王映东从会计严立学处要走的“红手印”；还有一个就是1982年年2月9日严宏昌给王映东的那个拍了电影后又收藏于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红手印”。
前面说了，吴象先生说的写在一张烟盒纸上的那个“红手印”是不存在的，是吴象先生把王郁昭的“假如”当成了事实搞乱了套。那个拍了电影后又收藏于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红手印”，按导演王映东的说法是“复制一个用在电影上”的道具，说得好听一点叫“复制件”，说得不好听就是“假家伙”。
问题是当事人严宏昌一口咬定他复制的红手印就是原件，连意见不同的严立学看到自己当年保存的那份红手印时，也“改变了原先的说法，表示应以严宏昌写的那份原件为准”。甚至还出现了下面这类圆谎的帖子：
用不了多说什么，他们一致让严俊昌、严宏昌和严立学这几位生产队干部领着他们“大包干”。为表示说话算话，有人提出，要立字为凭。
严宏昌将一盒一角四分钱一包的“淮北”牌香烟盒撕开，正准备往上写字据时，被会计严立学拦住了：“写不下，要按那么多手印呢。”在场的严立符说：“我家有，我去拿。”
生产队记工员严立符将平时派工用的大白纸折开，裁下一张信笺大小的纸，送到村里文化水平最高（高中文化）的副队长严宏昌面前。血气方刚的严宏昌从１５岁开始就在外闯荡，靠着干土石方工程的“转包”才养活了老婆和４个孩子，可谓见多识广。为了表示自己的敢作敢当。严宏昌首先在字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盖上了章。随后，他又另起一行，依次写上了全村２０户户主的姓名。
参加会议的１８位户主，除严宏昌、严立学、韩国云带了自己的章在名字上盖了外，其余１５人均在自己的姓名上按了手印。外出讨饭的关友德的手印，由叔叔关庭珠代按；严国昌的手印由其儿子严立坤代按。
２１枚血红的手印（印章），每一枚都灌注了一腔热血！小岗村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为生存而在“大包干”字据上按下的红手印，竟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１９８２年，中央文件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式正名，为几年来无休止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作了评判：“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向来对“大包干红手印”瞒上不瞒下、讳莫如深的小岗村人这才敢向外人偶尔提到一下这份当年的生死契约。
１９８３年２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导王映东第二次来到小岗村，拍摄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听说那份“大包干红手印”在严宏昌手中，便找到严宏昌，要求借用拍摄一下。
可严宏昌却说：“不知搞到哪里去了。”其实，不是严宏昌不愿意，刚富起来的农民怕的是政策多变。
王映东说，丢了也没关系，再想法搞一份，只要按手印是事实，在电影上亮一下相就行了。
经过几个人的再三劝说，严宏昌才从自家茅屋的毛竹椽子中取出了那张“大包干红手印”，交给了王映东。
由于严宏昌曾声称“大包干红手印”“搞丢了”，因此，王映东把严宏昌交给他的“红手印”一直当成了“再搞一份”的复制品，便让助手熨平整烫（这就是后来被人怀疑“红手印”何以被农民密藏那么久仍如此光鲜、平展、几无皱折的原因），拍摄后即被丢在了厂里的道具库房。
１９８４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为展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决定举办一个大型展览，派人到凤阳征集“大包干”的文物。经过一番周折，“大包干红手印”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道具库房里被找到，幸运地在展览会上同国内外亿万观众见了面。正是这２１枚血红的大手印，掀开了中国历史的崭新一页。从此，“大包干红手印”被列为“一级文物”珍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现供职于安徽《滁州日报》新闻摄影部主任的汪强自觉承担起正本清源、还历史以真实面目的责任和义务。 在过去的１０多年里，汪强一直追踪拍摄着小岗村，他拍摄的小岗村的照片有千百张之多，小岗村因此而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汪强迅速与同事组织了一个“大包干红手印”新闻调查采访组七下小岗村、两上北京深入调查。首先，他们对如今尚健在的１４位当年“大包干红手印”的参与者进行深入细致的访问。继而对“大包干红手印”有关的每一个见证人、知情人的采访调查都是单独进行，并经本人同意采取了现场摄像、录音、摄影的方式，以作实证。调查长达一个半月。最后，汪强带着所有的调查资料来到北京参加“大包干红手印真假分析论证会”。经文史专家、文物专家认真辨别和鉴定后，一致得出的结论是：现珍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红手印”，确属１９７８年冬夜小岗村人的历史所为。 （帖主：雪无痕[学者] 原载《风流一代》１９９８年第１１期）
如果统一了口径，事情可能就更加难以搞得清楚了，谁会去否定他们这样的说法呢？如果现在不像对“周老虎”那样立案认真把真假搞清楚了，也许从此又会多出一个历史悬案来，可是，谁会立这个案呢？不过，我们可以从严宏昌的不诚实来作出自己的判断。看看他在最近一档电视节目里说些什么吧：
主持人：在按这个手印的时候，你当时每年的口粮大概是多少？
严俊昌：我们每年口粮基本上说不清楚，估计三四斤泡馍子，一年可能吃百来斤粮食。
主持人：那合到一块的话，一天大概三四两，那么当时你们一天吃这么点粮，就饿得厉害了。
严俊昌：我最长的一两个月都没吃过粮食，靠什么？就靠吃野菜，吃树叶子，到冬天没得吃，树皮都剥来吃掉了。我当时饿得不能走路，爬的，爬到外边，将杨槐树的皮用刀刻下来用火烧着吃。
主持人：到了1976年，1977年呢？
严俊昌：到了1976年，也是逃荒要饭，还是靠吃野菜。当时，包括我也饿得吐血，有几个人饿得吐血，常年在外要饭的人好些，凡是在家坚持干生产的，全部饿坏了。 （来源：1978：小岗村的“生死状”播出稿 编导 蔡曜宜 王 俊）
前面已经说给：严宏昌1969年在小溪河中学读完了初中。1970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严宏昌、段永霞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可家里没有粮食吃，两口子决定带着孩子去要饭。1973年，大儿子严余山降生，段永霞除了农忙，四处要饭的生活还没有终结，这一年严宏昌从父亲的大家庭里分了家，严宏昌刚刚在离家不远的余山公社找到了建筑工的工作，工钱少得可怜。后来他在建筑队做到了五级工，甚至成为凤阳县里的一个“小包工头”，到1977年，严宏昌最高时一个月可以往家里带回200块钱了。在分田单干前严宏昌有3000多块存款，其来源应该在1973年至1978年五年之间。而且这些都是他自己对记者说的。
那么，“1976年，也是逃荒要饭，还是靠吃野菜。当时，包括我也饿得吐血”，按这个手印的时候，“最长的一两个月都没吃过粮食”，究竟是哪个严宏昌？如果是一个严宏昌，怎样可能在做“小包工头”的同时又去逃荒要饭，在吃野菜饿得吐血的同时往家里带回200块钱，在有3000多块存款的同时两个月都没吃过粮食吧。
对一个敢于在电视节目中如此信口开河的严宏昌，我们还能够相信他什么呢？所以，可以说他写的那个“红手印”肯定不是真的。
我认为，1982年10月7日王映东从会计严立学处要走的那个“红手印”应该是真的（原件），但是，王映东对“原件欲盖弥彰”的解释不是真的。 欲知原因为何，且看下次分解。
（待续） |
楼主
发表于 2009-1-17 11:14:28
发表于 2009-1-17 11:3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