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和新华网同时连登大于先生研究小岗村的文章，转过来大家欣赏

东坪村民

人民网和新华网同时连登大于先生研究小岗村的文章，转过来大家欣赏

东平村民因转帖大于先生文章想说的话：
    朋友们，柴湖是我们从芦苇荡里开采出来的。目前我们的人均拥有土地不足1.2亩。我们的富裕仅仅靠这1.2亩土地显然不现实。这个小岗村的人均耕地面积似乎不少，可是在国家，一些大企业，一些大学生，一些有名望的村的扶植下，似乎也没有让国人刮目相看，是值得深思的。大于先生的研究文章，我们不能从反面去看他，我们可以总结体会这个小岗村发展的成败得失。现在，这个网络上光顾的大多是在祖国各地打工的年轻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当然，我们这个家的希望也在你们身上。转来这个大于的研究文章，是基于期望有有志于发展柴湖，壮大柴湖的年轻人，在为柴湖奉献自己的智慧的时候，有一种思考:只为自己活着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

大于先生[研究小岗]的文章，转自于人民网深水区。

东坪村民

1# 东坪村民


[研究小岗]（一）“吃不饱饭”的严宏昌难道真的早就进了“富裕门”？
作者：[ 大于 ]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的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首先，看了《农民严宏昌的30年》，发现存在着一个“吃不饱饭”的严宏昌早就早就进了“富裕门”的问题。请看：


把地分了，以期扩大种地的收入，能够养家糊口，这个当年最重要的动力来源，看起来对严宏昌而言，收入倒不像其他村里人压力那么大。1979年，粮食还没有收割，分田到户还没有被证明正确，严宏昌的父亲去世了。在他提心吊胆的时间里，多了一桩必须面对的家庭大事。这时候，妻子段永霞掌握的严宏昌干建筑的收入，已经达到了3000多块。这是1979年啊，这个数字让我们十分震惊。它真实与否，成了后来我们向村里人询问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结果没有有力的否定判断。这些钱是段永霞希望用来盖房子的钱，严宏昌家3间茅草房，她早就盘算着把它建成瓦房，按当时的价格，3000多块钱差不多正好合适建3间瓦房。这时，父亲去世了。

这是不是真的呢？在《严宏昌父子:执著的"致富梦"接力》中，记者说：

今年６０岁的严宏昌，面庞黝黑，精神依旧矍铄。回首三十年前，时任生产队副队长的他清晰地记得，当时小岗村２０户人家吃不饱饭是他最头疼的事。家家锅里煮的是野菜稀饭，先给老人、孩子吃，剩下的给干活的男人吃，主妇摸摸锅里，没有了就不吃了。所以，经常出现妇女饿昏、饿死的事情，他自己也常常带着子女出去要饭。为了吃饱饭，他和村里其他17位村民冒着杀头的风险，决定包产到户搞单干。

两相比较，显然是非常矛盾的。在严宏昌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是“常常带着子女出去要饭。为了吃饱饭，他和村里其他17位村民冒着杀头的风险，决定包产到户搞单干”，另一方面是严宏昌在包产到户搞单干还只有投入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已经聚了3000多块的存款。3000多块的存款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它相当于当时城市里一个普通工人十年的收入。若按当时小岗村一天10分的满分工分，好年成大约可折算成7～8分钱，差的时候就只有5分钱，那么它相当于一个全劳动力150年的收入。所以，连记者都不敢相信，发出“这是1979年啊，这个数字让我们十分震惊”的感叹。

一个这样富有的，不但常常带着子女出去要饭，而且以“为了吃饱饭”为理由，带领17位村民冒着杀头的风险闹单干。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个严宏昌刮目相看，也不能不把这个问题的真假弄清楚。否则，对小岗村的模范形象影响不好。（待续）

东坪村民

[研究小岗]（二）1979年严宏昌就有3000多块存款应该是真的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的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为了考证在分田单干前严宏昌就有3000多块存款的真伪，我按《农民严宏昌的30年》的内容把他的生活历程整理了一下：

严宏昌今年60岁，严宏昌的父亲是文盲，坚持着让大儿子严宏昌1969年在小溪河中学读完了初中。1970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严宏昌、段永霞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可家里没有粮食吃，两口子决定带着孩子去要饭。1973年，大儿子严余山降生，段永霞除了农忙，四处要饭的生活还没有终结，这一年严宏昌从父亲的大家庭里分了家，严宏昌刚刚在离家不远的余山公社找到了建筑工的工作，工钱少得可怜。后来他在建筑队做到了五级工，甚至成为凤阳县里的一个“小包工头”。1978年，生产队希望严宏昌回来当干部，在重新改选生产队干部中胜出，改选结束后的这年冬天，小岗秘密地完成了分田到户单干。

1993年底，严宏昌开始操持一个名叫旺兴达的电讯器材有限公司，香港、凤阳县与小岗村3家合资，投资额达到了1000万元，严宏昌任董事长。两年后，这家企业在临淮关投产，严宏昌却成为名誉董事长。这一转变附带的结果是，严宏昌被提升为小溪河镇工委副主任。成为“吃财政饭”、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此外，在1998被小岗村称为第一次真正的选举中，严宏昌还胜出成为村主任。


由上可知，在分田单干前如果严宏昌有3000多块存款，其来源应该在1973年至1978年五年之间，而且主要来自他在建筑队的收入。也就是说，这五年之间平均每年要存下600多元的钱。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因为在这期间，他要在负担继续要饭的老婆和四个孩子之外，还要在老太太的不断敦促下，替老二严付昌找老婆施以援手，严付昌“三下泗洪，四下四川”找老婆，所需经费基本上由严宏昌一家支付。而且严宏昌每个月还要向小岗生产队交15块钱“赎”回属于自己的时间。由此可见严宏昌当时的收入之高。

据报道《农民严宏昌的30年》介绍，1973年严宏昌很幸运地进了建筑队，开始在铁路各车站建房子。这是完全与农民生存不同的世界，建筑队里的小工每天的工钱也有1元钱，成为技术工，三级是每天1.61元，四级是2.02元，五级甚至达到3.27元。严宏昌做到了五级工，后来甚至成为凤阳县里的一个“小包工头”。1977年，严宏昌最高时一个月可以往家里带回200块钱了。（1976年江青的工资是243元）。

从这些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严宏昌一家从1973年开始应该不再存在什么“吃不饱饭”的问题，而到了后两年，他实际是已经先富了起来，那让记者都十分震惊的”的3000多块存款，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存起来的，其中主要是严宏昌当“小包工头”的收入，在加上他老婆继续要饭要来一点。

这些都是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前，在1978年前年人均口粮只有40余斤，几乎每户都有出门讨饭的历史小岗村来说这可以说是个神话，但这都是严宏昌自己说的。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奇异的经历与经济实力，在家族的要求下，毅然从建筑队回到小岗，义无返顾地带着村里其他17位村民冒着杀头的风险，作出了分田单干的决定，从而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并且一举成为了中国的明星村。（待续）

霸气苍穹

先占沙发再慢慢看.

东坪村民

[研究小岗]（三）严俊昌讲的“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不是真话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在《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讲述改革开放30年》（来源：新华网）的开头是当时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说的这样一段话：“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

我认为其中的“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不是真话。这个想法是由1979年严宏昌就有3000多块存款的使用产生的。在《农民严宏昌的30年》中说，在分田到户粮食还没有收割时，严宏昌就有了3000多块存款，妻子段永霞原来盘算着用这3000多块钱建3间瓦房，这时，父亲去世了。报道对这次丧事了解到的情况是：

　　严宏昌很详细地给我们计算了这次丧事的花费清单。到黑市购买粮食是最大一笔开支，而制作大幡与出殡每人头扎的白布，严宏昌借的布票，直至布票取消时也没有还完。农村的丧事，是基本上收不到礼份钱的，稍好的是来客给两块钱，一般则由来宾自己带来“纸钱”烧掉了事。结果，严宏昌挣的3000多块钱全用完了。当时严家兄弟4个，只有他一个人结婚了，所有费用只能由他来开支。严宏昌自己的解释是，下人对上人，这是必须的。这一当时震动乡邻、将近30年后也让我们这些旁观者震惊的葬礼，对其隆重程度的原因解释，或许仍须回到严氏家族这一支重振的背景下观察才能够理解。严俊昌说，当时他们这一支严姓，全部停下手里的事情，给严宏昌家帮忙料理后事。

在当时的小岗村，花3000多块办一次如此隆重的丧事，其风光程度应该不亚于今天云南贫困县官员设宴500桌嫁女。对这30年后让旁观者仍然震惊的葬礼，饿了十多年一顿饱饭都没有吃过的小岗人乎似并不怎么震惊，认为这是必须的。有这样一次难得的饱吃的机会，在他们的记忆中应该是非常深刻的，但好像在其它的资料中都没有提及，这是不是也可以间接说明，在当时的小岗村，“吃一顿饱饭”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


[ 61.51.153 ] 网友说：“确实是真实的，那时候小岗还是集体制，虽然集体很穷，但是不少村民都很富裕，当然不排除损公肥私的问题”。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在集体制的时候，小岗有些村民还是有些钱的，但按照讨饭的经验，越穷越能得到同情与施舍，为了向政府多要点救济，就像严宏昌一样，家里有钱也去讨饭。分田单干之后，作了保证不再要政府救济，也就用不着这一套了。分田单干使他们丢掉了依赖性 ，有了生产的积极性，从这个方面来讲，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这一点，在严俊昌身上也有表现。中《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讲述改革开放30年》中严俊昌说：“单干之前，生产队里都是一些茅草房，我那时四五个孩子，全家就一间房子，屋门都是用芦秆架的。大包干当年，我就新盖了6间茅草房”。请注意“当年”两个字。如果严俊昌说的是真的，了解农村的都知道，如果没有老底，即使不考虑来年要吃一饱饭，不留生产资金，靠当年一万多斤的粮食与一些花生的收入，能不能盖得起6间新的茅草房？

在改革开放前，由于没有搞好集体生产，小岗村民常常吃不饱饭应该是真的。但“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就太夸张了。严俊昌作为一个农民，说话有些夸张可以理解。但是某些人利用他这太夸张是说法，把共产党领导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全盘否定，是不符合事实的。而有些所谓共产党的理论家、论文课本把假话当成真实来作依据，不仅会得到靠不住的结论，而且结果会是失去的要比他想得到的多得多。

东坪村民

研究小岗]（四）关于严宏昌讨饭情况的横向纵向比较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在《农民严宏昌的30年》中有一段关于严宏昌一家人讨饭的描写：

　　1970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严宏昌、段永霞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可家里没有粮食吃了。那一年严宏昌21岁。过完年，农历二月初二，严宏昌两口子决定带着孩子去要饭。两边家庭都不太放心这刚结婚一年多的夫妇离家，结果严宏昌带上妹妹，段永霞则有孩子的姥姥与舅舅同行。5个大人带着出生两个多月的孩子，买了站台票进到车站，一路扒车到了怀远县。

　　住是第一个难题。严宏昌找到了一间牛棚，看牛人却不允许他们住下，叫来了生产队长，结果比想象好。他们实在太穷了，生产队长动了恻隐之心，3个女的住进了他家，两个男的可以住牛棚。连续4天，都是女性出去要饭，孩子姥姥把要来的馍送到牛棚。接下来是严宏昌面临的第二个难题——一个男人出去要饭，如何抹开这个脸面？第5天，段永霞一手拿着馍，一手托着粥，进来牛棚，躺在牛草上的严宏昌没有起身。段永霞问:吃了吗？仍然躺着的严宏昌，举起胳膊用手指指牛棚上的梁。几天的馍完整地吊在梁上，因为下雨全霉了。严宏昌爬了起来，和妻子四目相对，眼泪淌了下来，段永霞却大怒……

这段描写虽然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还是保留了某些真实的社会背景。显然，这是20岁的严宏昌第一次出来讨饭，所以还抹不开脸面。他们讨饭的地方还是农村，因为城市里是没有牛棚和生产队长的。他们讨得的饭还不错，有馍还有粥，比有张照片上一个孩子在地是垃圾里检饭吃要文明得多。而且他们讨得的粮食还不少，还有多余的馍吊在梁上，因为下雨全霉了。

这些情况说明什么呢？至少可以说明怀远县这个地方农村农民的生活条件还不错，不但心地善良，给他们住的地方，而且生活比较富裕，如果自己都吃不饱饭，是没有这么多粮食施舍的。

严宏昌、严俊昌带头把分田，理由就是集体生产害得他们吃不饱饭，可是人家当时也是同样的集体生产，也许土地还没有他们的多，为什么就比较富裕，还有这么多粮食施舍给他们呢？从“严宏昌找到了一间牛棚，看牛人却不允许他们住下，叫来了生产队长，结果比想象好。他们实在太穷了，生产队长动了恻隐之心，3个女的住进了他家，两个男的可以住牛棚”的情节来看，当时像严宏昌这样讨饭的也不多，否则这个生产队长就没有这么多恻隐之心了。就如我自己现在走在街上，因为讨饭的比较多，施舍不过来，如果乞讨的不是残废人，我是很难动恻隐之心了。

这也就间接说明，集体生产并不是害得他们吃不饱饭要去讨饭的根本原因。如果集体生产是害得他们去讨饭的根本原因，那么全国就到处都会有人山人海的农民讨饭，小岗村的人也就讨无可讨了。

以上是严宏昌讨饭情况的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则比较简单，就是在1973年后，严宏昌已经幸运地进了建筑队，后来还做到了五级工，甚至成为凤阳县里的一个“小包工头”，最高时一个月可以往家里带回200块钱了，而且家里还有了3000多块存款，可是他的老婆除了农忙还在继续四处要饭。这就无法再用“没有粮食吃”来解释了。

从严宏昌自己介绍的这些情况来看，严宏昌他们的讨饭只是现象，集体生产害得他们吃不饱饭的理由并不充分。我们应该讨论其中的深层次的原因，只有把这深层次的原因弄清楚了，才能对当前解决三农问题有实际帮助，才能彻底消除我们社会的讨饭现象。（待续）

东坪村民

[研究小岗]（五）关于小岗村讨饭原因的探讨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对小岗村，现在比较标准的说法是：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几乎在所有的正式版本的资料中都采用了这个说法，但是很少看到对这个“标准说法”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因为它是事实，所以也没有多少提出疑问。其实。这个说法是很有问题的，比如“1978年以前”这个时间状语就可以推敲。在小岗村，外出讨饭是有历史传统的，1949年也在1978年以前，试问，1949年以前的小岗村，吃粮靠谁返销？用钱靠谁救济？生产靠谁贷款？

再说对“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的现象，也应该具体分析。由于太自私，小岗人把当年集体生产搞得那么糟糕，虽然可以“三靠”活命，但要想吃饱饭还得另找门路，小岗历来有外出讨饭的传统和经验，所以出现“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我们现在这样好过了，美国社会那么富有，不是同样有讨饭的么？

不过，对这“几乎家家外出讨饭”还要区别，其中有的是生活确实很困难，讨饭也许是他们改善生活最快的途径。像严俊昌一家有9个孩子，6个男孩，3个女孩，劳动力少负担又这么重，就是放在实现了小康的今天还是要去讨饭。但是，像严宏昌，当年只有21岁，刚结婚生小孩，年纪轻轻负担又不重，也跑出去讨饭，就没有道理了。特别是他后来进了建筑队，甚至最高时一个月可以往家里带回200块钱了，而且家里有了3000多块存款，还让老婆四处讨饭，就更加解释不通了。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在《长子严余山：梦想继承者》（来源：http://www.sina.com.cn 人民网）中我发现有这么一段，写的是严宏昌大儿子严余山出生后的情况，内容如下：


　　严家“添丁加口”的喜庆气氛很快就被一连串鸡毛蒜皮的家庭纠纷给破坏了。先是严余山的二叔严付昌，开始对当时这种大锅饭式的大家庭生活模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严家老二和严宏昌的性格迥异，他没念过书，有事放不住，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出来了。他认为，老大成天在外面干私活，老大媳妇又在外讨饭，却要占用他们的工分，跟大家一起分粮食吃。对于小叔子的挤兑，段永霞心里也无比委屈，她觉得自己虽然没种田，乞讨回来的口粮却养活了自己和小孩，也是给大家分担了压力。

　　严余山的出世显然加剧了资源紧张下的这种情绪，这个大家庭的争吵开始日渐频繁。严余山祖父的身体已显衰老，对家庭、对众多子女的控制力明显大不如从前。

　　有一回，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严余山3岁的姐姐在玩闹中把小桌子推倒了，打翻的粥溢得家里四处都是。脾气暴躁的严付昌终于把怨气出在了自己的侄女儿身上，他怒不可遏地向这个3岁的小女孩吼起来，还当着兄嫂的面恐吓她说：“当心我摔死你。”这实在伤了段永霞的心，这个外柔内刚的女人也爆发了。“分家吧。”她高声回击小叔子说，“我和宏昌两个人养个小孩，难道还会养不起吗？”


这段文字表明，严宏昌当时还是生活在父亲的大家庭里，虽然没有在生产队出工，但是“占用他们（大家庭）的工分，跟大家一起分粮食吃”，而段永霞乞讨回来的口粮也给大家分担了压力。这是不是说，严宏昌家的讨饭，其实是大家庭的一个分工，在小岗村，有些家庭是把外出讨饭是当作一项“工作”来做的。　　

如果这个分析能够成立，那么对小岗村“1978年前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的现象就有必要重新认识，因此，把它作为小岗村18户农以“敢为天下先”的理由也就比较勉强了。

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对小岗村讨饭问题，我们也应该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研究态度，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造成认识上的失误。（待续）

绝地重生

写的很深度。值得我们思考！

东坪村民

[研究小岗]（六）谁是小岗村“分田单干”的第一带头人？


[ 大于 ]
发表时间： 2008-11-11 17: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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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岗]（六）谁是小岗村“分田单干”的第一带头人？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干什么新鲜事，都有一个带头人，其中的发起人，或者起最重要作用的往往被称为第一带头人。小岗村18户农民冲破集体化的束缚，敢为天下先，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那么，谁是小岗村“分田单干”的第一带头人呢？

由于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后来得到上面的肯定，并且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旗帜，带头“分田单干”这个事，没有了“杀头的危险”，后来还轻轻松松成了天大的功劳，于是这第一带头人就有了讲究。为此在谁是小岗村“分田单干”的第一带头人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从严宏昌与严俊昌的讲话中表现得比较清楚。


在《“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中严俊昌是这样说的：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在《按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红手印 ——小岗村“大包干”契约的产生经过》（来源：2008-11-04 文摘报）中，严宏昌是这样说的：

我找到严学昌，对他说，我以前是小包工头，各项工程包干到人，不管你是瓦匠还是泥工，总是能够提前完工。
他说，搞农活哪个敢做呢？我说，你去问别人的意见，如果可以，就瞒上不瞒下地来做。结果大家单线联系，发现多数同意这样做。
最后，我就找到立学和俊昌研究这个事情。结果，我们三人思想不太一致，形不成决议，主要是担心上级怪罪下来，心里怕。
我找到严学昌问他的意见。严学昌说：谁要是不同意，就把集体的好处多给他点，哪怕他吃干饭我们喝稀饭都行。他的话对我触动很大，坚定了我的决心。我又找严俊昌、严立学商量，要分田到户，分个明明白白。

显然，他俩的认为自己是分田单干的“始作俑者”，不但他们自己的说法不一致，一些重要媒体的宣传材料也不统一，如：在《农民严宏昌的30年》中是这样说的：

1978年前，小岗村被外人称作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意思就是不长粮食。就在严宏昌当上村长的1978年，凤阳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几乎颗粒无收，农民们更大规模地外出讨饭。严宏昌自己不太懂农业生产，但他从父辈了解到，建国初期，小岗农民的生产一度干得很好，一年能收十几万斤粮食，还有余粮交给国家。他还注意到农民在自留地上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一亩自留地上种出的粮食，胜过生产队二十亩地。他最后下定决心，要分田单干。

而在《“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中的说法是：

严俊昌是当时小岗生产队的队长，他出于求生本能做下的决断，震惊高层，并终获认可，“中国改革第一村”由此诞生。


显然，前者认为是严宏昌“最后下定决心”要分田单干，应该是是第一带头人；而后者认为是队长严俊昌“做下的决断”，理所当然地是第一带头人。


那么究竟谁是小岗村搞“分田单干”的第一带头人呢？综合各方面材料，我认为严宏昌应该是小岗村搞“分田单干”的第一带头人。分析如下：


1978年小岗村重新改选生产队干部，在《农民严宏昌的30年》中是这样说的：

1978年重新改选生产队干部之前，这里由关友德任队长，严立华任副队长，严立学是会计。小岗几乎每户都轮流当过干部，除了这3个职位，还有民兵排长、妇女主任、指导员、文书与计工(分)员等职位。不过，队长、副队长与会计这关键的3个位置却并不轻易易位。生产队这一级“干部”不可能从国家财政里获得任何收入，但这一身份享受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比如救济款与贷款的优先权甚至垄断权，是人人渴望的资格。更早一些，从临淮中学毕业的初中生严立学从1965年回乡，直至1978年，一直任队长或副队长。他告诉我说：后来烦了，这里太复杂，坚决拒绝干队长，只当个会计。细察下来，这一任两个严姓生产队干部，皆非严宏昌家族那一支。世居于此的严姓家族，人丁自太爷那一辈开始不再单传，但后辈或因饥饿灭绝，或迁徙，至严宏昌这一代才真正人丁茂盛。严宏昌有兄弟4人，他三伯家有兄弟3人，老大是严俊昌。

　　在乡人有意无意回避的故事里，仍有信息表明这次改选，是一次家族力量的更迭。29岁的严宏昌与36岁的严俊昌所代表的这一支严姓，不仅长大成人，而且正值壮年，有了重振家族的力量。这次改选，叙述版本多样，相对公允的第三方回忆来自严立学:当时投票排序的结果是严立学、严宏昌、严学昌(亦属世居小岗严姓这一支)与严俊昌。严立学决意只干会计，自然无意竞争队长、副队长之职，这个排序对他没有实质意义。严宏昌家族这一支严姓，全部进入“决赛”，而另一支严姓与关姓则出局。机缘巧合的是，这次改选只留下队长、副队长与会计3个位置，其他“干部”职位一律作罢。在家族振兴的这一背景下，严宏昌更被村里人被期待，同样是事实。改选结束后的这年冬天，小岗秘密地完成了分田到户单干。

我的分析是，改选之后，按投票排序的结果，严宏昌理所当然地被大家认定为生产队长，于是他大胆工作，秘密地完成了分田到户单干。可是，后来事情起了变化，选举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公社才批下来，结果是严俊昌被任命为队长，而票数第一的严宏昌只是副队长。而且这一年后来又搞了次体制变革，生产队只保留队长，全部取消副队长与会计，严宏昌的副队长之职也就没了。稍稍意外的是，这个一刀切的政策，对小岗网开一面的部分是保留了严立学的会计之职。


后来上面肯定了小岗村的经验后，严俊昌既然成为正式的队长，当然都是先找生产队长，严俊昌出面多了，又有队长的身份，同时为方便宣传，于是给人造成了第一带头人的印象。但这些都是发生在严宏昌理所当然地被大家认定为生产队长，并且分田单干既成事实之后，在“分田单干”这个事上，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严宏昌。所以，严宏昌才是真正的“分田单干”的第一带头人。当然，严俊昌也应该是带头人之一。

东坪村民

[研究小岗]（七）为什么要弄清“分田单干”的第一带头人？


[ 大于 ]
发表时间： 2008-11-12 15: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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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岗]（七）为什么要弄清“分田单干”的第一带头人？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为什么要弄清“分田单干”的第一带头人呢？我认为，一个新鲜事情的第一带头人的思想行为，往往决定了这个事情的性质。弄清了小岗村“分田单干”的第一带头人，对深入认识小岗村“分田单干”这件事的性质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在“分田单干”这个事上，严俊昌是比较被动的。一是1978年重新改选生产队干部后，他的票数没有严宏昌多，内部分工是副队长。严宏昌说的：“我把自己的心情向严俊昌和严立学说过。俊昌是我堂兄，他说，我没有文化，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但是你要把点子想好。”这话反映的应该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二是严宏昌过去断断续续当过生产队的队长或副队长，还有一定的政策观念。三是他家的人口多（九个孩子），劳力少，单不单干对他意义不大，搞集体生产吃大锅饭他还有多分得口粮的好处。所以，他不太可能是“分田单干”的第一带头人。

严宏昌则不同，在小岗村他不但算是有文化的，而且心眼多，加上在外面做过小包工头，见过世面；从他能在负担很重的情况下还能攒下3000多元钱来看，也是有能力的。在队干部改选时尽管他“常年在外，对生产不熟悉”，仍然票数最多，上面这些都是重要原因。

1978年重新改选生产队干部，虽然实际上是一次家族争权的胜利，也从侧面表现出当时农村民主的实在。严氏家族的胜利开始改写小岗的历史。过去的集体生产之所以搞不好，主要倒不是吃不饱饭，而是个个不肯多出力，人人怕自己吃了亏，天天为谁干多了谁干少了扯皮不断。这种情况严重到“从1960到1978年，小岗每年都有蹲点干部，少则1人，多则达到21人——每户有一个干部盯着。即使如此，仍是每年不出粮”的地步。这样搞生产，其结果当然是没有饱饭吃。

好在中国大多数地方的农民不是这样自私自利，否则当时全国的干部个个下去蹲点盯着也不够。好在中国大多数地方的农村还出粮，否则小岗也没东西来救济了。小岗村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应该是极个别的现象，如果有一个好的党支部，有个像陈永贵那样的带头人，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严宏昌不是党员（其实陈永贵搞“老少组”的时候也不是党员），但是被选为了带头人。他年富力强，思想也没有约束，于是把自己做小包工头的管理经验上升为“小包工头理论”，大胆采用了“分田单干”的办法来解决“这种扯皮”。这样的办法，在小岗村那样的思想环境下，当然谁也没有勇气公开反对，即使要他按手印。

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最欢迎这个解决办法的还是世居于此的严姓家族的主要成员。严姓家族至严宏昌这一代开始人丁茂盛。严宏昌有兄弟4人，他三伯家有兄弟3人，老大是严俊昌。这时他们不仅长大成人，而且正值壮年，“分田单干”他们是最不吃亏的。严宏昌更是胸有成竹，家有3000多存款，根本不会存在吃不饱饭的问题，而且他们夫妻都身强力壮，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吃亏。

实话实说，严宏昌根据他的“小包工头理论”与自己肯定不会吃亏的原则，用“分田单干”的办法来解决小岗村集体生产“扯皮”问题，确实可以起到逼懒变勤的作用，在风调雨顺的条件下，也能够取得立杆见影的效果。作为上级领导，如果采取特殊矛盾特殊处理的方法也无可非议。但它顶多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把它作为先进经验普遍推广，实在是太抬举了严宏昌的“小包工头理论”与不吃亏原则。这种抬举的后果，就是后来组织上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与思想上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对小岗村的研究，我们也应该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研究态度，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造成认识上的失误。（待续）

东坪村民

[研究小岗]（八）关于小岗村“分田单干”的过程


[ 大于 ]
发表时间： 2008-11-14 08:5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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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岗]（八）关于小岗村“分田单干”的过程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报道《农民严宏昌的30年》（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的题头语写着：30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夜，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分田单干……当年“大逆不道”的举动，随后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而分田单干的带头人，正是当时小岗村民选出的生产队长——严宏昌。

也就是说，小岗村“分田单干”决定于那个“寒冷的冬夜”，据说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小岗村18户农民还秘密地在一份契约上按下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红手印。


按这个说法，小岗村“分田单干”的过程，线条应该是很清楚的，带头人的说法也应该会比较一致的，因为同一件事情，不可能有两个以上的过程。但是，我在对小岗村的研究中遇到了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关于小岗村“分田单干”的过程说法很不一致，在扑朔迷离的各种说法中我无所适从。举几个例子如下：


在《农民严宏昌的30年》中说得比较详细：

小岗分田到户比想象要复杂得多。最开始时是小岗东头西头一分为二，这是1978年的夏收，即收割小麦之后。------一分为二，仅为解决不出粮的办法，聊为尝试。东西头一分为二，西头以关姓与迁徙而来的严姓为主，则顺当多了；而东头因为没有干部身份的“传统积累”，加之新近崛起——这种崛起也是一种有趣的方式，则矛盾重重，干活的人少了，更容易人盯人，谁干多了谁干少了扯皮不断。
一分为二，再分成4份，最后分成8份，基本上就是父子田兄弟田了，再往下分便是家庭内部事宜。至此，小岗完成了被载入史册的创举。

回到历史现场。分成8份后的小岗农田，西头同样简单顺当，这边的严立学按4个水塘划地，4个家庭一家一个水塘，这一办法延续至今;而东头则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每一块地都绝对地均分。而这结果有了小岗的第二次再包干。


在《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讲述改革开放30年》中比较笼统：

1978年11月24日，小岗生产队20户人家中的18户在“分田”秘密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地点在当时生产队会计严立华的家里。
一开始谁也不敢分田到户，只说是分田到组，就像切西瓜，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胆子越来越大，“西瓜”也越切越细。 “要饭要惯了，不肯干活，还是出去要饭；家里有半劳动力就不让他们下地，这块斗红了眼的地方，两三户在一起也是‘捣’。”不管到组还是到户，地一开始分，就踩不住刹车，最后全队517亩地，按人分到户，10头黄牛评好价，两户一头。


而《按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红手印 ——小岗村“大包干”契约的产生经过》（《党史博览》2008年第9期　钱江文）说法有不同：

严宏昌：事实上，在按手印前，我们已经分了田干起来。我们知道上面不叫干，干着也觉得心里不踏实，就在一起商量，要签字画押，表明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同时对干部有一个交代。当时这样做必须保密。


在《小岗村18户村民:"大包干"拉开农村改革序幕》（2008年10月21日来源:人民网）中有点新信息：

作为一个生产队，小岗“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大集体”的弊端不断显现，人们的怨言在私下里扩散。当年（注：1978年），凤阳开始“分包到组”，试图改变粮食产量低下的状况。但这一招在小岗并不见效，20户人家从两个小组分成8个小组，仍不见好。


更加让人疑惑的是《28年：严俊昌与他的小岗村之路》（记者 倪方六凤凰周刊2006年第6期）中的说法：

“现在大家都说小岗村大包干是1978年，其实早在1977年底我就把土地给分了，只是不敢公开。”严（俊昌）回忆当年按手印的过程时，透露了与官方不同的信息。


小岗村的“分田单干”，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过程就如此扑朔迷离，是不应该的。邓小平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对小岗村“分田单干”的过程，我们也应该用“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去研究，给后代留下一段真实清楚的历史。（待续）

东坪村民

[研究小岗]（九）对小岗村“分田单干”的考证方法


[ 大于 ]
发表时间： 2008-11-15 14: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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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岗]（九）对小岗村“分田单干”的考证方法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前面说了，小岗村“分田单干”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分田过程应该真实清楚。但是，现在健在的当事人就说法不一，一些文献资料更是写得五花八门，把一个严肃的历史事实搞得扑朔迷离，这不符号科学发展观。邓小平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对小岗村“分田单干”的过程，我们也应该用“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去研究，及时给后代留下一段真实清楚的历史。

我决定采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方法，对有关资料进行考证，使我们能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帮助我们解决思维中的混乱。这个过程可能比较烦琐，但为了真正弄清问题，凡是认真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过程。下面以一篇比较简明的文章为例说明这个方法的具体使用：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掀农村改革序幕》（来源：http://www.rednet.cn 2008-1-16 红网 ）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一个普通社员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不太寻常的事儿:小岗大队的十几个社员在生产队长严俊昌的带领下，偷偷摸摸签订了一份“文书”，把生产队的地给分了，对他们来说，这份“包干合同”可是押上身家性命的“生死文书”。18位社员在那张大纸上摁上了自己的手印。“摁手印”，对老百姓来说，那意思再明白不过:生死由命，义无反顾。
　　
　　1978年复，安徽大旱，这年夏收分麦子，凤阳县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全队18户，只有2户没讨过饭。队里严国昌等几个老人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商量: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得想想办法。办法就是不吃大锅饭！副队长严宏昌再也不想出去要饭了。1978年秋天，严宏昌联合18户人家搞了大包干。“我豁出去了，要是我被抓起来，村上人会养活你们娘几个儿的。”他很悲壮地对自己的婆娘说。-----

　　
这两段话中那些真实那些不太真实哪些完全不真实呢？

1、“1978年12月”这个时间不够真实。显然记者没有认真调查具体时间，而是按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的“血手印”上写的时间。而这个“血手印”是严宏昌后来根据记者的要求补写的，而个人的记忆有时是很靠不住的。其实，关于这个时间有许多不同说法，以后再考。

2、“偷偷摸摸签订了一份“文书”，把生产队的地给分了”也不够真实。因为当事人严宏昌说的是：“事实上，在按手印前，我们已经分了田干起来。我们知道上面不叫干，干着也觉得心里不踏实，就在一起商量，要签字画押，表明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同时对干部有一个交代。当时这样做必须保密。” 而另外一个当事人严俊昌甚至说：“现在大家都说小岗村大包干是1978年，其实早在1977年底我就把土地给分了，只是不敢公开。” 所以是先按“血手印”再分的地，还是先分地再按的“血手印”需要进一步考证。

3、“1978年复，安徽大旱，这年夏收分麦子，凤阳县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全队18户，只有2户没讨过饭”，比较真实。

4、“严国昌等几个老人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商量”一段不太真实，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了，“大锅饭”已经变成了“小锅饭”。最后“按人分到户”是因为“两三户在一起也是‘捣’”，兄弟父子间也“扯皮不断”。

当时“四分为八”的情况是：

一组：严立富、严立华（兄弟俩）
二组：严国昌、严立坤、严立学（父子三家）
三组：严家芝、严金昌、关友江（关为严家的女婿）
四组：关友申、关友章、关友德（兄弟仨）
五组：严宏昌、严付昌（兄弟俩）
六组：严家琪、严俊昌、严美昌（父子三家）
七组：韩国云、严学昌（邻居）
八组；关友坤、严国品（邻居）

5、“严宏昌再也不想出去要饭了”完全不真实。因为严宏昌早就不要饭了，不但不要饭了，而且他在建筑队最高时一个月可以往家里带回200块钱，并且家里有了3000多块存款了。

6、短短两段文字，本身前后也有矛盾，如前面说“1978年12月”，后面又是“1978年秋天”，12月还是秋天？前面说“在生产队长严俊昌的带领下”，后面又是“严宏昌联合18户人家”。显然这文章是拼凑起来的，作者自己没有思考。


这样一篇影响不小的小文字，经过去伪，只存了一句话比较真实，可见它很不严肃，也可见我的考证多么困难。我现在严重做的就是先这样沙里淘金获得真实的片段，再用它们组合出真实的历史。非常麻烦，但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困难。

有网友说，你这样考证是为难小岗村的农民。我说，他们过去可怜，现在仍然可怜，我为什么要为难他们。但他们中的代表既然成为了历史风云人物，就理所当然有义务接受真实的拷问，这不是为难。不过我倒有点想为难像上面这样写文章的记者，我要让他们看到，新闻报道不是写小说戏剧，新闻工作不能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和拿稿费，还要负责任，不负责任的文字是要留下耻辱的。

大柴湖的咆哮

写的很好！值的我们好好阅读！

东坪村民

楼主
[研究小岗]（十）应该相信哪一个严俊昌？


[ 大于 ]
发表时间： 2008-11-15 16: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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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岗]（十）应该相信哪一个严俊昌？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为了理清小岗村“分田单干”的过程，我改变思路，想从有名的“红手印”入手解决遇到的困难，结果又遇到新的困难。


前面说过，现在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的“红手印”是严宏昌后来根据记者的要求补写的。《按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红手印 ——小岗村“大包干”契约的产生经过》《党史博览》2008年第9期　钱江文)是这样描写这个“红手印”的：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相聚茅草屋中，在当场写下的一纸字据上，按下17个手印和4个印章(其中严宏昌按了两次印章)，代表全队20户人家。字据写道：

“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这18位农民的名字是：关廷珠、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严学昌、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关友章、关友江、韩国云。


文中还记录了严宏昌等清楚地向记者说明“红手印”产生时的情况：

记者：那张表示18户农民决心“分田到户”的契约是你起草的吗？
严宏昌：这张纸条是我写的。我在会场上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写上了，然后同意的人就当场按手印。
记者：为什么在这张契约上，有的人按下红手印，还有三个人却是盖章？
严宏昌：我们首先要求盖章，盖章更具权威。因为穷，只有三个人有图章：一个是韩国云，因为他是贫农代表。再一个是严立学，他是会计。 最后就是我了，因为我是小包工头，有图章是用来给大家作证明发工钱。 其他人基本上没有读过书，不会写字，所以只能由我把名字都写下来，他们按手印。

记者：按满了红手印的契约，只有严宏昌一个人有两处签名、两处盖章。这是为什么？
严学昌：因为严宏昌表示，在这个事情上他要带头，所以先写上自己的名字。表示以后一旦出事，要捉就先捉他。写了两个名字，在两处名字上盖了两个图章。
严宏昌：事实上，在按手印前，我们已经分了田干起来。我们知道上面不叫干，干着也觉得心里不踏实，就在一起商量，要签字画押，表明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同时对干部有一个交代。当时这样做必须保密。字据是在向大家讲明了情况以后由我当场写的，名字的排列也是我写的，大致的顺序是按照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积极性比较高的写在前面。

记者：契约上面有20个名字，而实际到场的是18个人，那两个没有在场的人是谁？
严立学：一个是严国昌，一个是关友德。严国昌是我的父亲，他的名字是我哥哥严立坤代签的（按手印）。关友德当时跟着我父亲在江西要饭没有回来，严宏昌要我找到他的叔爷关廷珠，由他代签了（按手印）。


这篇文章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是花了功夫的，而且介绍情况的不只是严宏昌，还有严学昌、严立学。他们有鼻子有眼的说明也清楚地解释了人们对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的“红手印”的一些疑问。


但是，这就出现了严宏昌个人说法不一致的矛盾。在这里，我不得不引用陈窗、曾德方的《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 》中关于这个问题对严宏昌的采访内容：

原来，这张18个人按手印的条子的影印件，就陈列在“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里。走进展览室，墙上有一条很醒目的大标语：“以民为本顺应民意的爱民精神”，这条大标语下面，就是18个人按手印条子的影印件。在这个影印件上，还附写着这样几个字：“原件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我们看了很久，还是看不出这个按手印的条子是假的。后来，我们又进行仔细琢磨和认真比较，才发现，这张按手印的条子，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一个人的手笔。而且，这张条子上写的并不是18个人的名字，而是21个人的名字。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找到村长严宏昌。严宏昌一听就笑了，他说按手印的条子是他写的，他把来龙去脉说了说。

　　据他讲，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个名叫王影东的高级记者，来拍电视。王影东说，有个按手印的条子，北京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时间这么久了，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从前言到签名，都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写了一张假的按手印的条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乱按的。


这么重要的文件，那样严肃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同一个严宏昌，如此矛盾的说法！如果都是严宏昌说的，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严俊昌？如果是记者的问题，就应该追查责任。这样的问题不弄清楚，人们还相信什么？又怎能不混乱？







改正：（倒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先这样去伪存真沙里淘金获得真实的片段，再用它们组合出真实的历史。

[ 大于 ] 于2008-11-15 17:01:08 上帖 [ 发短信 ]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先这样去伪存真沙里淘金获得真实的片段，再用它们组合出真实的历史。

东坪村民

楼主
[研究小岗]（十一）希望有这方面资料的网友给予帮助


[ 大于 ]
发表时间： 2008-11-16 18: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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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岗]（十一）希望有这方面资料的网友给予帮助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为了理清小岗村“分田单干”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我想从有名的“红手印”入手解决遇到研究中的困难。因为同一个严宏昌前后说法的矛盾，使我又遇到《应该相信哪一个严俊昌？》的问题。在进一步的考证中，我发现了一份我很不愿意接受的材料。这个材料可能让我前面几天的考证毫无意义，如果不否定它，就有可能“两个严俊昌”都说了假话。材料全文如下：


小岗村究竟存不存在那个红手印契约？（来源：人民网 作者：亚当）


现已有证据表明，小岗村那个传阅极广、现收藏于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所谓十八位农民的红手印契约为伪品或称复制品。但究竟有没有真品（原件）、真品如何，我认为迄今情况仍然不清楚。

前几天，凤凰卫视在口说历史节目中采访吴象：农村改革亲历记。节目主要就是谈论小岗村，其中有段文字如下：

“（吴象说）这个材料（就指那个契约），博物馆里的那个，这个事情是有，就在一个纸烟盒上反面写的。当时也没有当作回事，后来也增产了，也受表扬了什么，就不知道弄哪去了，现在人家要来采访一下，要这个原件，就另外弄了一张纸写的。这个纸呢比较新，人家看着也不像，小岗穷得连这样一张纸也拿不出来，这表明这个农民的穷苦啊到了什么程度。这时候万里还不知道，也没有人给他汇报有这么个小岗。”

按照吴象的记述，原件是有过，但丢失了；而且原件是写在纸烟盒背面的。

据主持人介绍，吴象已经82岁了，“曾经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20几年前，他参与见证了农村改革的全过程，20年后的今天，农村问题依然是他关注的重点”既然是主要事件的亲历者，应该是权威的，他的说法应该不差。但我们来看看其他人的说法。

吴象所说到的“人家要来采访一下，要这个原件”，那个人家指的是王映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高级记者王映东，即见证、并第一个报道“红手印”的人。据王映东说，“红手印”原件是他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７日从会计严立学那里拿走的，为严立学所写，至今还保存在他那儿。这个“红手印”是一张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张，除了二十位农民的名字和红手印或印章外，没有任何其他文字，但纸的另一面写了个生活救济款帐单，横排竖写１９个人名和钱数，最上边横写着“８月２０号生救款数字如下：”的字样（图片一、二）。


按王映东的说法，原件至今仍在保存，且是写在小学生练习本的纸上，而不是纸烟盒的背面。这种说法与吴象说的大相径庭。

那么，作为第一个报道这张所谓生死契的人，王映东为什么不把这个原件报道，而改用一张伪品或复制件（即大家所熟知的图三那个），以至于以讹传讹呢？王映东解释，１９８３年２月４日，他带全摄制组的人到小岗村看拍摄现场，他向三位队干部（指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和会计严立学）介绍，准备在影片中采用那个红手印，但严宏昌当即反对，“他说，会计那个红手印，没写会议决定的内容，不能用；他还说，开会那天晚上契约是他亲手写的，开头写的就是会议决定”。

这就很奇怪，会计说契约为他所写，但副队长说自己亲手所写，究竟捉刀人是谁呢？不清楚。而且，契约中除了十几位农民名字和手印外，究竟还有没有写会议内容，也不明不白。

当时如果王映东有点认真求实的精神，或有点新闻真实性的思想，多问一下村里其他摁过手印的农民，事情也就一清二楚了。但王映东没有这样做，而是在“请求副队长把他写的那个拿来看看”，副队长说“说不知搞哪去了，找不着了”之后，几个人商量着搞了个复制件用在电影上（以至在全国流传开来，最后还被革命博物馆收藏）。

这就是那个复制件的来历。对此，王映东自我辩护说，“我觉得，偷搞包干到户确有其事，原件也有，复制一个用在电影上，并不违背纪录片真实性的原则。”

耐人寻味的是，王映东在找会计拿原件的时候，“他（指严立学）找了很长时间，才从一个帐本里翻了出来。我（指王映东）看到２０个人名和手印、私章上边留有空白，却没有写一个字，就提出再找找，看有没有写上开会内容的。我也主动帮忙翻找。两个人再没找到任何红手印。会计解释说，全队户主开会按手印只有那一次，这就是原件。”这也很奇怪，既然认为会计找出来的那个摁有20位农民手印的东西就是原件，那就得了，目的全达到了，为何还要再找找，以至“再没找到任何红手印”？难道那次秘密开会有几份红手印不成？或者那个找到的红手印不是真的，只是找不到真的，没办法拿来充数而已？疑点重重，不得而知。

还有，王映东以上关于红手印真、伪来历的说明，是在人家对复制品质疑十几年后的１９９８年才作出的，他为何拖了这么久才作出解释?王映东说，他一直不知道有这种质疑。这种解释显然难于自圆，
尤其值得玩味的，严宏昌在严立学和队长严俊昌在场的情况下，说契约为他亲手所写，被王映东当场指出与严立学过去说他所写的说法不一致后，“他们（指严立学、严宏昌和严俊昌）谁也不吭声”，随后是“一阵沉默”。这个反应不像是记忆错误的人的反应，倒象是互相心照不宣。

对于严立学提供的那个原件为什么没有文字，只有姓名和手印，而且另一面还写着生救款帐单，王映东没有花费功夫去询问当事人（尽管当时只是举“嘴”之劳），而是自做聪明推测：“联系到他们是准备坐牢的心态就好理解了。空白处写上开会内容就成了坐牢的根据”，“生救款帐单怎么能写在生死契约的背面呢？显然是个障眼法”，“红手印被这样包装起来，自己人看还是契约，良心帐；外人看了很难给它定位。这样做既保契约，又保安全。如此煞费苦心，是逼上梁山，可以理解，实在是不得已”。呵呵，新闻真实性在这位记者看来，简直就像是儿戏了，连到手的事实证据都懒得去拿来使用，宁可全靠臆想和推测。

《求是》杂志社创立的《小康》杂志2004年1月引用了王映东的回忆，我摘录如下：

“直到1998年7月，严立学坚持‘真的那份是我写的’，可是后来，严立学的态度有所转变，再问起这件事，他也不再坚持原先的说法了：‘哪个写的都一样。’只有队长严俊昌直到现在还坚持：‘会计严立学写的是原件，副队长严宏昌写的是复制件。’”

也就是说，会计严立学对是不是自己所写，现在变得模棱两可起来了。那就是说，王映东那个所谓原件可能也是假的。我们再来看看陈窗、曾德方2001年采访小岗村的文章：

“我们找到村长严宏昌。严宏昌一听（指红手印真伪这件事）就笑了，他说按手印的条子是他写的，他把来龙去脉说了说。

据他讲，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个名叫王影东（即王映东）的高级记者，来拍电视。王影东说，有个按手印的条子，北京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时间这么久了，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从前言到签名，都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写了一张假的按手印的条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乱按的。”

这个说法与王映东自己叙述的不一致，王映东说的是自己想用会计给他那个“红手印”，但严宏昌反对，结果就造了那个复制品；这回严宏昌则说，是王映东提出“有个按手印的条子”要他拿出来，给了他个难题，所以才造了个复制品。

一个（会计）说手印是自己所写（尽管现在不太坚持），而且有物为证（就是王映东从他那里拿走的那个“原件”）；而另一个（副队长）却坚持认为，原件已丢失，且是自己亲手所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清楚！

而且，一个写有十几二十个人名和手印，没有任何内容的东西，我们能肯定那就是当时小岗人开会时所立下的生死契约吗？

不只是如此，红手印条子的书写日期也各有说法，有的人前后说法也不一致。有的说是在1978年12月份，有的说是1979年4月份，而昨天中央电视台在专题节目中却言之凿凿，说是在1978年10月份。再者，我查了一下，不论取信哪种日期说法，都与相关叙述的事实有矛盾。

还有，吴象说原件是写在香烟盒背面上，但严立学和王映东则提供实物照片，说是写在从小学生作业本撕下来的纸上，互相矛盾。

另外我对吴象那种解释，说因为当时“不当回事”，契约不知道丢哪去了，也表示怀疑。毕竟这是一份十几二十位农民的生死契约，1978年或1979年书写到1982年也只短短两年时间，怎么能说会因为“不当回事”或时间久远，不知道丢到哪去了呢？说不过去。

除此以外，作为一位农村改革问题的专家，吴象的一些话令人费解。譬如，他承认大寨的确靠自己的努力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他说，“中国的特点，这个农村啊千差万别，有比较富裕的地区，有比较穷困的地区，有很穷的山区，不能只需要一个模式。”也就是说，他很反对过去那种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运动。既然如此，小岗村搞承包的一时成功，那更是偶然中的偶然，而且小岗村跟全国各地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怎么就全国就搞起承包改革来了呢？这不是自打自的嘴巴、相互矛盾吗？

总之，红手印契约存在与否，虚虚假假，疑问甚大。对于小岗村，可能还是《小康》杂志中的那句话说得对：“小岗村是政治意义上的小岗村，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小岗村。”

附图:

图一




图二




图三



显然，这个帖的作者也在作考证工作。相关人员如果有不同观点，对于这样重要的问题，应该说明情况，澄清事实。但是我在网上没有搜到这样的内容。为了使[研究小岗]加快进程，希望有这方面资料的网友给予帮助，特别欢迎能够否定它的资料。（待续）

东坪村民

[研究小岗]（十二）王映东先生的说法——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在[研究小岗]（十一）中，因为研究“红手印”的真假遇到了困难，希望有这方面资料的网友给予帮助。对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那个“红手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高级记者王映东先生参与其中，是有发言权的，下面这份材料表明了王映东先生的观点。材料来源：历史网络课堂（ http://els.blogcn.com ），材料的前言说：两个红手印，三个带头人，先后五种说法，安徽小岗包产到户的那个红手印到底怎么回事？请看两个“红手印”的见证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高级记者王映东先生的说法——


图一




小岗包干到户红手印原件，现存本文作者王映东之手。其用纸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这是其正面，既没注明开会时间，也没有关于会议决定的那段话。

图二




原件的反面是各户“生救款数字” 。据认为，为了避免成为罪证，这个原件使了很多障眼法。


图三



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小岗包干到户红手印。种种证据表明，这是一份复制件 。



小岗包干到户红手印辨析 □王映东／北京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是改革开放中农村改革的首战告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那纸著名的契约红手印，却引起许多争议。
　　当年随万里同志到安徽搞农村改革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后任农民日报总编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２０周年发表在《南方周末》的纪念文章《万里与小岗》中，感慨地写道：
　　小岗在农村改革中，带头搞包干到户是确凿的事实……。不过原件没有了，补上一个也可以，但不能冒充原件，必须加以说明，否则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甚至带来副作用，人家会怀疑你的其他方面都是否真实？
　　他的实事求是、对历史的责任感，令人敬佩。我们不能给后人留一下笔糊涂帐。

小岗人给我两个红手印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７日，我独自一人走进小岗村，没找到队长，只见到会计严立学。在会计家里，他给我介绍合作化、公社化的情况，讲到１９７９年春天，凤阳县推广大包干到组，小岗偷搞包干到户写契约按手印，我提出要看他写的按有红手印的契约。他找了很长时间，才从一个帐本里翻了出来。我看到２０个人名和手印、私章上边留有空白，却没有写一个字，就提出再找找，看有没有写上开会内容的。我也主动帮忙翻找。两个人再没找到任何红手印。会计解释说，全队户主开会按手印只有那一次，这就是原件。我提出把这个红手印给我，拿到北京拍在纪录电影上。会计二话没说，高高兴兴给了我。当时我们谁也没想到，失去原有功能的红手印，会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并收藏，成为珍贵文物。
　　１９８３年２月４日，我带全摄制组的人到小岗村看拍摄现场，听三位队干部介绍情况，研究拍片内容。８日，我们去拍队干部座谈当年开会决定偷搞包干到户的经过。所有的镜头都同时录音，主人谈得绘声绘色，真实自然，大家都很满意。
　　我向他们介绍，会计给我的红手印，将来就用在队长严俊昌讲写契约按手印的时候。可是，副队长严宏昌打断我的话，提出：会计那个红手印，没写会议决定的内容，不能用；他还说，开会那天晚上契约是他亲手写的，开头写的就是会议决定。这使我感到惊讶，怎么两个人都说是自己写的呢？！我看看会计和队长，他们谁也不吭声。
　　一阵沉默后，我请副队长把他写的那个拿来看看。他说不知搞哪去了，找不着了。接着又说，这事好办，再写一个，让大家再按一次手印。会计、队长还是一言不发。
　　我以为他们觉得，会计的那个红手印留了空白，没写会议决定，不圆满，不发言就是默认副队长重写。我觉得，偷搞包干到户确有其事，原件也有，复制一个用在电影上，并不违背纪录片真实性的原则。我表示同意副队长复制一个，并请他找社员按手印时向大家讲清楚是给拍电影用的。
　　次日，摄制组又去拍扬水站工地和村容，副队长很热情把一张全新的红手印给了我。

红手印真假争议１５年

　　拍电影花了两年时间，片名《来自农村的报告》，片长７０分钟，１９８４年９月公映，向建国３５周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５周年献礼。小岗红手印在新影纪录片和革博展览会同时和观众见面。从此，报刊上对红手印的真假争论不休。１９９８年以前，我从来未拜读过这方面的文章。最近一年在关心我的朋友的帮助下读了几篇，大多数文章怀疑馆藏红手印的真实，也有硬说就是原件的。
　　争议文章多用真假二字标题，如“是真是假”，“真假揭谜”、“真假之谜 ”等等。可是，实际上争议的却是原件和复制件的问题，争议各方都承认红手印出自小岗人之手，小岗人也都承认是他们制作的，而且有事实可以证明小岗偷搞包干到户写契约按手印确有其事，真假从何说起呢？所以我说是原件和复制件之争。
　　真假是两个相对立的词。原件、复制件各自名副其实，相依附而不相对立。没有原件为根据的所谓“复制”，是捏造而不是复制。把复制说成就是原件，是以假乱真。说复制为复制是实话实说，当然不能称假。
　　复制冒充原件，像假钞冒充真钞，但是，冒充文物原件的恶果，远大于一张百元假钞。

人为的复杂化

　　包干到户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小岗并非“独家经营”，不过是先被发现而已。多年来的争议，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三位带头人中先后看法不一，使人难以置信。
　　当年的副队长严宏昌首先改变了过去对红手印的说法，向采访者讲他复制的红手印就是原件，还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申明他写的馆藏红手印就是原件。
　　当年的会计严立学１９９８年７月还说：“真的是我写的那份”。到了同年９月，当他看到自己当年保存的那份红手印时“却改变了原先的说法，表示应以严宏昌写的那份原件为准”。
　　队长严俊昌还坚持原来的说法：会计严立学的是原件，副队长严宏昌的是复制件。
　　两个红手印，三个带头人，先后五种说法，这“真假美猴王”的案子，到底该怎么断呢？看来光靠知情人说，是很难弄清楚了。靠两个红手印自己救自己吧。
　　它们出自两个人的手，产生在不同时间，身上各有时代烙印，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复制件自我暴露

　　严宏昌复制的馆藏红手印，在报刊上出现的机会很多。持怀疑态度的作者特别关注它洁白崭新的纸张，太可疑了。当时的滁州地委书记、后升任安徽省长的王郁昭，对这张白纸有个说法：小岗那时户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根本没有可能拿出那么大的一张白纸来。假如他们真要立下字据，更可能是把它写在一张烟盒纸上。话虽然刻薄，还是有点道理的（见《历史不再徘徊》一书第１０页，作者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
　　馆藏的红手印的用纸确是很有力的物证，写在这张白纸上的第一行字开会日期“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没有日），是更有力的证据———证明它是“复制件 ”。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党中央开十一届三中全会；１９７９年元月凤阳县委传达、学习、讨论决议，结合马湖公社包产到组联系产量质量记工分增产的经验进行总结；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２日，凤阳县委常委开会，决定推广大包干到组；小岗生产队在县委决定以后先分成４个组，以后又分成８个组。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浩的文章，“编者按”要求：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要纠正收回。因为当时三中全会还不准“三包”，凤阳农村干部群众思想大乱。小岗生产队干部被公社叫去批评，不承认他们２０户（其中有两个五保户）分成８个“爷们组”、“弟兄们组”、要他们合起来，他们回来合也合不起来，才开会研究，结果就偷搞包干到户了。
　　下面引用两位队长在电影上讲的两段话：
　　队长严俊昌说：我们回来一研究，没有法子，变也变不回去，开个群众会。在会上群众这样讲：你给我们搞一堆子，还是搞不到饭吃，还要饿肚子。你们不要怕。你们怕什么呢？我们写上家主的名字，我们签名盖章。你们如果去坐牢了，老婆孩子我们给养活到１８岁。我们三个干部思想一致，要坐牢都去坐牢。我们要求大家，国家公余粮一个不要欠，提留人家给多少我们给多少。大家表示同意。我们瞒上不瞒下，就到户了。
　　副队长严宏昌接着说：到了四月份，公社就知道了。这时公社就不给我们贷款什么的了，因为我们是三靠队……
　　开会这个时候的四月份，当然是１９７９年的，而不是什么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开会当场写的契约，怎么可能把日期写错四个多月呢？！这足以证明，严宏昌改口说他复制的红手印就是原件，是瞪着眼睛撒谎。还有滁州日报记者汪强，千方百计证明复制件就是原件。见《安徽画报》１９９８年５、６合刊文章《小岗红手印真假揭谜》。这篇文章也写了开包干到户会。摘引一部分和上边的录音对比一下看：
　　最后，主持会议的副队长严宏昌代表干部说了话：如果大家让我领头干可以，我只有两条意见：一是出了问题，我还有四个孩子，把我的孩子照看着点；二是我如果被关起来，大家有空看看我就行了。
　　如果当时干部都签名的话，红手印上就不是２１个名字，而是２３个名字了。
　　记者问：那为什么不签呢？严宏昌笑答：也许以我为代表吧，也许是为了保存实力吧，也许是若明若暗吧，也许是还有其他缘故吧，出了问题大家总不能都去坐牢吧。
　　记者询问大家：为什么在契约书上严宏昌签两个名字，盖两个私章呢？
　　关有章、严立华、严立坤、严立付等人说：是因为要他领头，为他立下的字据，他不签名，没有人领头还有什么意义呢？
　　汪强写文章前曾到我家了解情况，不远千里而来，又有革博干部陪同。我怀着澄清浑水的愿望，给他看资料，回答问题，介绍自己的看法。他利用我提供的情况，以自己的既定方针，写出《揭谜》，把水搅得更浑。有位凤阳老领导看了汪文说：“其中的笑话，讲起来叫人捧腹。”我看后也啼笑皆非，诌了几句打油：两种说法，泾渭分明。一清一浊，一假一真。故事情节，意在头功。抬高自己，贬低他人。语言闪烁，含沙射影。欺人自欺，暴露原形。

原件欲盖弥彰

　　会计严立学当初保存的原件红手印，纸色灰白，有紫色横格，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比较脏旧，长约１９公分，宽约１６公分，下半部六条折痕上写着横四竖五全生产队２０家户主的姓名。１２个人名上有红手印，４个人名上有红私章，４个人名上没有手印，也没有私章。人名的上边留了空白，一个字都没有写。人名的下边撕掉约一公分。纸的另一面写了个生活救济款帐单，横排竖写１９个人名和钱数，最上边横写着“８月２０号生救款数字如下：”的字样。
　　乍一看，这张纸上写的内容扑朔迷离，莫名其妙。联系到他们是准备坐牢的心态就好理解了。空白处写上开会内容就成了坐牢的根据。人名手印下边如写上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和年月日，不撕掉，也会成坐牢的根据。生救款帐单怎么能写在生死契约的背面呢？显然是个障眼法；而且生救款绝不会在秋收的８月下旬发，却正好是在偷搞包干到户的春天发。
　　红手印被这样包装起来，自己人看还是契约，良心帐；外人看了很难给它定位。这样做既保契约，又保安全。如此煞费苦心，是逼上梁山，可以理解，实在是不得已。

历史不容篡改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实，后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吸取各种不同的经验教训。过去了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可以不断丰富对历史事实的了解，却不能篡改。指鹿为马的人最终是达不到目的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公映时，革博的工作人员张新文拿着介绍信，到新影征集用在影片上的红手印。经厂领导同意，我无偿地赠给了他们用在展览会上。张先去过小岗，队干部告诉他红手印在新影。我以为他了解复制红手印的情况，没有主动向他介绍有关情况。当时，我正在编别的片子，他拿到红手印没提任何问题就走了。不知道他们展出时怎么解说的，我在电影中解说：“这是一张值得留作纪念的纸……”从未说过严宏昌复制的红手印是原件。到现在我也不承认它是原件。


有消息说，王映东先生已于2008年1月1日去世，时年80岁，所以这份资料显得更为珍贵。它也提醒我们，如果不抓紧时间把“红手印”真正弄清楚，再过些年当事人知情人越来越少，张广友先生担心的“多此一举，甚至带来副作用，人家会怀疑你的其他方面都是否真实”是有道理的。

王映东先生也有两句话说得很有意思：

1、两种说法，泾渭分明。一清一浊，一假一真。故事情节，意在头功。抬高自己，贬低他人。语言闪烁，含沙射影。欺人自欺，暴露原形。

2、我们不能给后人留一下笔糊涂帐。

（待续）

东坪村民

楼主  [研究小岗]（十三）“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  
[ 大于 ]  发表时间： 2008-11-18 17:55:13  [ 发短信 ] [ 回复 ] [ 树状 ]  


[研究小岗]（十三）“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根据前面的材料，现在可以肯定严宏昌写的，后来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那个“红手印”不是原来的“红手印”，它只是为了拍电影用的道具。

那么，我们下面需要研究的就是这个“复制品”内容的“真实性”。比如“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这个广泛使用的经典语句，当时是不是有这种危险性，若有，有多大的可能性？这就有必要了解全国与安徽及辖内凤阳县的政治经济形式。

在《黄璜回忆安徽无为县农村改革：从借地度荒到包产到户》（来源：http://www.jrj.com 第一财经日报）中， 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黄璜在接受一家媒体专访时，如此描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安徽农村的景象：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6月，东山再起的铁道部原部长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由他组建了新的省委，除调进了顾卓新、赵守一等担任省委领导外，长期在安徽担任省委领导工作的李世农、张恺帆和王光宇等同志也“官复原职”，他们都是安徽农村改革的发起人，也像万里同志那样，在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形象。

　　在万里同志采取的多项决策中，最为突出的是推行农村改革。

　　改革的初始阶段是以省委在1977年11月7日下发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文件为依据的。简称为“省委六条”，其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其二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其三是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其四是允许和鼓励社员保有自留地和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其五是搞好经营管理，生产队可以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只要个人可以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其六是队干部带头参加劳动。文件总的精神既符合党中央1977年49号文件规定，又在许多方面有新的突破，更为接近安徽农村的实际，是一份为农村松绑、推动农村改革的重要文件。下发之后，干群争相传颂，赞不绝口。------

　　那时的无为县，在传达贯彻“省委六条”后，各方面都有了起色，继续争取有所作为是可能的，而持续的干旱，从冬春直至初秋，是无为190多年来所少见，大部分农作物错过了最佳播种季节，已种的也是严重歉收，甚至绝产。面对又一个大灾年，干群忧心忡忡。

　　正在此紧急关头，万里同志亲到无为，一是筹划引江济巢抗大旱工程，要在无为的凤凰颈安装400台大型灌溉机械，抽长江水入巢，抬高巢湖水位，为江淮丘陵提供抗旱水源。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动作，绵延数公里的场面十分壮观。

　　二是宣布省委的“借地度荒”决定。这是省委紧接“省委六条”后又一次采取的具有对农村问题破题意义的特殊政策，主要是借出一部分集体耕种的土地让社员自由种植；鼓励社员在开荒地和“四旁”空闲地种粮种菜，收益一律归已并不计征购。

　　对“借地度荒”，在一部分县区干部的心目中，只是危难之时的权宜之计，始终没有太大的反响，而在农民群众的心中，则是另一种感情和带有变革性的期盼。对群众的愿望，县委一班人心知肚明，都主张放宽些，多借点。当时也确实是多借了点，一些人多地少的生产队，由集体耕种的土地已所剩无几。

　　1979年初春，在“借地度荒”中受益的农民，不仅不准备退还耕地，还纷纷要求“就汤下面”，以户承包，并保证完成各项上交任务。

　　
由上可知，“省委六条”是1977年11月7日下发的，“借地度荒”是1978年夏季实行的，这些精神，县委书记陈庭元在凤阳是肯定会很好地贯彻落实的。“省委六条”下来，包产到组全面铺开；再“借地度荒”，离“包产到户”已经喊得应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岗村“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甚至以户承包，都是符合政策，没有任何风险的。即使到1979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张浩的文章，“编者按”要求：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要纠正收回后，公社想批评他们走得过头了的地方，也只是以统配物质相威胁，他们自己谁都知道是没有坐牢杀头的危险的。其实，那时斗争真正激烈是在上层，在人民日报批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要求纠正的时候，万里书记根本用不着去搭理，他已是胸有成竹，他考虑可能是找一个好典型，怎样去推广这些经验了。

到拍电影的时候，小岗村已经处处闪耀着光芒，拍电影搞一个道具，当然越理想越好。王映东导演说得很清楚：“我觉得，偷搞包干到户确有其事，原件也有，复制一个用在电影上，并不违背纪录片真实性的原则。我表示同意副队长复制一个，并请他找社员按手印时向大家讲清楚是给拍电影用的。次日，摄制组又去拍扬水站工地和村容，副队长很热情把一张全新的红手印给了我。”

它违不违背纪录片真实性的原则，可能是个专业问题。但是它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则是肯定的，因此这个“复制品”内容的“真实性”是可以怀疑的。比如“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这个广泛使用的经典语句，至少在实行了“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政策的安徽是完全不存在。否则，也埋没了安徽各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功劳。

（待续）

东坪村民

楼主  [研究小岗]（十四）听听“争功者”的声音  
[ 大于 ]  发表时间： 2008-11-19 18:40:38  [ 发短信 ] [ 回复 ] [ 树状 ]  


[研究小岗]（十四）听听“争功者”的声音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1978年安徽实行的“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政策，不仅催生出小岗村的“分田单干”，还产生了好几个“包产到户”的典型，乃至后来还为谁是“第一家”而争论不休。比较有特色的是肥西县黄花村，佘林明先生可以作为黄花村的代言人，听听他们的声音，对我们深入研究小岗村，也可以作为一个方面的参考。

佘林明先生是中外散文诗研究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散文家协会理事，高级编剧。下面摘要来自佘林明博客《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探源》：


中国农村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至今已经30年了。至于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是谁，通常的说法是指凤阳的小岗村和肥西的小井庄，一个“井”，一个“岗”，形成了中国第二次井冈山革命。可当我们宣布，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家是肥西县黄花村时，人们免不了诧异，会问：黄花村，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包产到户既是农民发明的，谁具备首家发明权呢？既然有人提出了“第一家”问题，我们不妨用“实事求是”这个标尺来对“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家”作个测检吧。

发端

时间次第无疑是鉴定第一的第一要素。在这两家公认的典型中，到底是谁最先发动了农村改革呢？

多数资料介绍说：1978年秋天，肥西县山南区在百年未遇的大旱胁迫下，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

《起点》一书介绍说：1978年9月15日晚，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在本区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集24名党员和生产队长会议（笔者注：实际是23名，有一名党员因事未到场，另有汤茂林等工作队4人，总计27人），讨论秋种问题。当时，省里借地种麦的文件还没有下达，听到风声的汤茂林便先行一步了，在“借”字上做文章，他和党员、生产队长们共同议出了“四定一奖”的办法。

9月15日这个时间是准确的，有当时的会议记录为证：

黄花大队党支部讨论秋种记录

时间：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晚八时。

地址：黄花油厂南仓。

主持人：解绍德

出席人：汤茂林 权巡友 廖玉峰 秦世明 解绍德 张伦好 解启福

解正琢 杨本高 汪朝艮 汪庭塘 张先华 赵本同 郭益柱

郭享海 解绍检 张明华 黄传友 汪定堂 郭益树 徐之友 孙世堂 汪朝荣 解志策 吴东和 张明年 李言风

会谈内容：讨论秋种方案，决定采用“四定一奖”办法。

1、定土地：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油菜。

2、定工本费：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

3、定工分：每种一亩地记工200分。

4、定上缴：每种一亩地小麦上缴队200斤，油菜每亩100斤。

5、奖惩：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这是一份会议记录，但同时又是一份中国最早承包合同书的样本。

汤茂林用借地之名，四定一奖之法，打开了包产到户的口子。第二天，也就是16日，山南区委通过在黄花大队进行四定一奖试点的决定。17日，黄花大队开始“借地”给社员。全大队1037口人，“借”了1590亩耕地。紧接着，山南区委在黄花大队召开现场会，推广四定一奖的做法，仅1个月时间，山南全区近10万人播种小麦8万余亩，大麦2万亩，油菜近5万亩，总计约15万亩，比上级下达的任务多播种9万亩。第二年午季，小麦、油菜都获得了大丰收。

【典型对照之一：

小岗是什么时间开始动作的呢？

《半月谈》杂志在《难忘的“第一”》中说：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人家一致同意包产到户，并立下了“生死状”，按下手印。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发端。（笔者注：凤阳自称是包干到户）

这个关于冬天发端的说法，首先就比山南的秋天发端迟了一个季节。

再深入到具体日期吧！于是我们便发现各家说法不一，就连中学生教材和补充教材上记载的时间也不一致。96版的高中《思想政治》说，小岗于1979年1月立契画押；97版的中学读本《强国之路20年》则明确说，1978年12月18日，小岗人签字盖章。这些都是抄第二手材料，我们姑且不论，但最原始最如实的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于1979年12月20日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应该最符合实际情况了，但这份材料却说：今年春天（1979年），小岗偷偷摸摸地搞起了包干到户。

小岗人自己“立契按手印”的那张纸该最具说服力了吧，但那张纸上标下的日期却是1978年12月。

我们且以凤阳县委、县政府一致通过的“大包干”对外宣传法定日期（滁州日报记者汪强语）为准吧，这日期是：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社员严立华家，18位农民召开了“绝密会议”。

记下上面两个发端日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山南比小岗整整早了70天。


风险

山南区共7社1镇，81个大队，1096个生产队，26000多户，近10万人口，进行这样大面积大声势的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自然很大，特别是区委书记汤茂林同志，简直是骑在老虎背上向前冲，弄不好，不仅会被摔下虎背，甚至有被老虎一口吞掉的危险。

黄花会议刚刚过去6天，也就是1978年9月21日，便有人写了状告汤茂林的“人民来信”。这封署名“农村教师”的信写道：

山南干部社员正在分田到户，搞单干，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并且得到汤茂林和山南区委的怂恿、支持。汤茂林在山南代表的是曾希圣分田单干的错误路线，他是中了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毒害，照他这样干下去，整个山南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集体经济，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经济，变成小香港了……

汤茂林究竟把10万山南人民带向何处去？看他的所作所为，不是昭然若揭吗？

这封信，分别寄给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六安地委书记徐士奇和肥西县委书记常振英。万里在信上作了批示：转省农委调查。

调查人把山南的情况带回了省里，省委大院不亚于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机关干部议论纷纷，有人建议省委发通知，立即纠正肥西的包产到户。后由于省农委副主任周曰札的谏阻，这个通知才没有发下来。

1979年，虽然万里力倡，省委常委会决定在山南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但许多人不理解，纷纷进行干涉。

六安军分区一位副司令员来到山南，对汤茂林命令道：立即把分掉的田地统统收回来，不然的说，就把你抓起来，坐班房。

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专程赶到山南，指着山南公社书记王立恒的鼻子斥责说：毛主席带领我们打江山，现在毛主席不在了，你们就把江山统统丢掉，家产都败掉了，你就是败家子！

这位副司令员又驱车肥西县委，强令县委书记下文件把包产到户改正过来。

看上头，《人民日报》正在批判包产到户。看下头，出现了争水、争牛、打架事件。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肥西县委如坐火山口上。有些常委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坚决反对搞包产到户，在会议上讲：毛主席逝世才三年，就变了，我们怎么才对起他老人家，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和民族。老牛会讲话，也要告到中央。

说罢，这位常委嚎啕大哭。

就是在这种特定形势下，肥西县委发出46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还强令山南区委办学习班，限期纠正包产到户。当时，正是双抢时节。被关在学习班里的汤茂林是心急如焚。后来，恰巧省委副书记王光宇来到山南，帮山南区说了话，县委才同意，山南区按王书记的意见办，不改了。

从上可见，山南区的干群为了冲破禁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冒出了极大的风险。

【典型对照之二：

小岗村是以生死契约书而闻名的，让我们先抄录此契约书原文：

1978年12月 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盖章）

关廷珠等21人签字按印略

小岗村的这份生死契约书，一直被认为是敢冒风险的凭证。但恰恰是这份契约书，证明了小岗人的胆小怕事，抗风险能力极低。

如果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肝胆相照，就不存在这张契约书了。

既然相互不放心，为防不测，那就写一份吧。

按正常逻辑，应该是村民立约，向村干部保证，然后再按上手印。

但事情却颠倒了。这份契约书并不是村民对村干部的承诺，而是原副队长严宏昌自己写的，要求大家，如出现意外风险，须“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且只有严宏昌自己签名盖章，另两名村干部不愿同签。

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成了村干部害怕出事，乞求村民们给予善后承诺。

于是，才有了契约书上的21个手印。（当时在场18人，严宏昌多盖了一个章，另两个手印是代按的。）


说法

读了上文，读者一定要询问：这中国改革第一家的报导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也是笔者要探究的问题。

按说，在邓小平首肯包产到户之前，不论关于肥西山南的大量材料和凤阳小岗的少量材料都属于内部材料：即会议材料、调研材料、报送领导参阅材料。这些材料只是对领导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在当时均未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即使对山南这样最早的试点典型，万里也规定：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就说小岗村吧，当年凤阳政研室吴庭美采写的调研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也是19年后方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要问：小岗是如何宣传出去的呢？

据现有材料看来，新闻界开始关注小岗应该是1983年以后的事情，因为1983年2月9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导王映东三下小岗，方从严宏昌手里讨了一份“红手印”的复制品（王映东语）。这个“红手印”被录进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之中。1984年国庆节，这件“红手印”复制品又有幸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改革成就展。从此，新闻界开始了对“红手印”竞相炒作。请看《安徽画报》发表、汪强撰文的《小岗“红手印”真假揭谜》所言：

到了1986年之后，小岗的“红手印”被越炒越红。据小岗人回忆，“红手印”造假年代就从这时盛行。首先是深圳人来拍电视片《征服饥饿的人们》需要“艺术再现”，拉开复制“红手印”的序幕。灯光下，18户户主面对着摄象机的镜头，当起了演员，重复当年的现场。自此，小岗人第一次开始复制“红手印”。接着国家电视台的某电视片、省里电视台的某某电视片依次造访，北京某家报纸来再现过，某地摄影家来“创作”过，造假不断，先后在严学昌、关友江、严立华、韩国云、严家国等人家里庭院中表演过6次之多。据严宏昌回忆，1985年后他经手就复制过4次，但手印绝对不齐，内容中错字也不相同。据会计严立学回忆，经他之手至少也为电视片写过三回。小岗人关友江、严立华回忆说：“有几回，邀我们按一次、拍一个镜头还给我们每人发20元补助费呢，18个人不齐，干脆就拉外人代替。”前些年，在小岗复制“红手印”已被传为笑谈，不再是新闻了。

虽然，有权威人士认为小岗的“红手印”是造假，为此，报纸上也曾展开真假之辩。关于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但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1.小岗真正报导出去是1984年以后的事情，其时，全国的包产到户已经定局，在当时也谈不上典型影响和典型作用了，充其量只不过是革命之后的回忆而已。2.小岗宣传出去主要是因为新闻界炒作“红手印”而炒出去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当时并非第一家也未能产生大的影响，而事后全凭新闻炒作炒出来的典型，其典型质量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緣此，笔者认为，当年包产到户时间最早人数最多影响最大价值最优且最有专家权威定评的肥西山南，在改革胜利之后，未能得到应有的肯定，这不仅是一种不公平，也是对农民创造的不尊重和对历史事实的违背。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听“争功者”的声音，不管他的看法对不对，起码让我们对安徽省当年农村改革的形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不过，从这些材料来看，我认为黄花村与小岗村是没法比的。因为黄花村的做法是“包产到户”，而小岗村的搞法是“分田到户”，这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我想，当年没有选择黄花村而选择了小岗村，关键也在这里。


（待续）

东坪村民

楼主  [研究小岗]（十五）大学生的小岗调查手记  
[ 大于 ]  发表时间： 2008-11-20 11:40:58  [ 发短信 ] [ 回复 ] [ 树状 ]  


[研究小岗]（十五）大学生的小岗调查手记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陈映芳老师为学生开设了一门《社会学论文写作》课程，他们后来到小岗进行了社会调查，学期结束时学生写了一些论文。陈老师认为一篇篇都非常棒，令她兴奋和骄傲。她推荐了几篇给大家读，其中陈媛媛在她的《小岗调查手记》中对“谁是‘大包干；带头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它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小岗的参考，现摘录如下：


二、谁是“大包干”带头人？

现今大家普遍接受的小岗文本大体上包含了以下几个关键词：分田到户、杀头坐牢、18个鲜红的手印、连保契约（生死状）、中国农村改革的起步点。这些词对于小岗文本的构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那份有着十八个鲜红的手印的生死状更是成为小岗文本中的标志性符号。当小岗的改革得到上面的级级领导支持后，这些标志性词语就开始一次次在媒体中出现，从而把小岗塑造成为一个先进典型，小岗也就开始扮演着它的角色——中国改革圣地。人们将目光投向小岗，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先进”的村庄，也就是一个秩序稳定、向前发展的典型，我称之为“角色期待”。这一点是当时的小岗人始料未及的，用严俊昌的话说：“一帮子快饿死的农民，当时根本没想到那契约日后会保存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更没有想到迫于无奈的分田到户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起步点。”

文化人类学家林顿（Linton）把在社会体系中占有特定位置（position）的个人的席位称为此人的“地位”（status）,把个人为其体系必须履行的权利和义务（称为角色规范）的总体称为这个人的角色，因此所谓社会体系，从结构上来说是各种地位的体系，从功能上来说是各种角色的体系。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十年文革使得人心涣散、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尤其需要新的目标和典型来供人们参照和学习，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理论也需要实践来检验。而此时的小岗既代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又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自然就成为了新的典型，在这个亟待建设的新时期舞台上扮演自己的角色。

但是在一开始，小岗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承载的角色期待，依旧照着自己的路子往下走。渐渐地，小岗村中的关键人物开始意识到小岗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以填饱村民肚子为根本任务的普通村落。在小岗之行中，我采访了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严俊昌。 （小岗文本存在两个争议：一是关于当年谁是大包干带头人的问题，媒体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些文本中出现的是严宏昌，有些则是严俊昌；第二则是人们争议不休的生死状的真伪问题。后面我将详细介绍。） 严俊昌自1963年开始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后来任生产队队长，可以说是对当地生产比较了解的队干部，也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他的照片在小岗陈列室里摆在大包干带头人的第一位。然而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人们在新闻中就开始看见严宏昌成为1978年的队长和带头人 。关于这一点，严俊昌自己认为是因为他的实话说的太多了。在小岗初露头角之时，上级领导很关注小岗，经常下来关心村民们的现状。在召开座谈会的时候，严俊昌由于直率的反映了小岗发展中背负的压力，得罪了县、地级领导，多次被要求不要发言，甚至到九十年代初期，被调到镇上做挂职干部，而脱离了小岗村。在这之间，严宏昌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很能照着上级领导的意思讲话”（严俊昌语）而一步步成为了媒体上的大包干带头人。尤其在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1984年9月公映后，一份“根据原件复制的”的红手印在新影纪录片和革命博物展览会同时和观众见面，上面的严宏昌几个字更是成了“铁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大包干带头人地位。至此我们已能发现，小岗角色的承担者已在很多方面产生了分歧，也就是角色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其后的一件事情中更是升级了。

自小岗成为典型以后，社会各界纷纷以资金或技术的方式对小岗伸出援助之手，而这，通常都是由村干部去接受办理的，没有人怀疑过。但是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北京某集团无偿支援小岗村现金十万元人民币，严宏昌打了收条收下后却没有下文了。做了无名金主的北京某集团十分诧异，调查之后才发现这笔款子没有被用于小岗建设，而是“落入严宏昌私人的腰包”，做了冤大头的北京某集团自然不甘心，便和严俊昌取得联系，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并要求“农村及上级政府给他们一个说法”。严俊昌得知这一情况后，在无法让严宏昌归还援助款的情况下，转而向县检察院检举此事，可惜检举信犹如石沉大海。最后，在地市级检举机关无人受理此事的情况下，严俊昌带着材料去了被省政府所在地——合肥，希望能讨个说法。他得到了这样一句劝解：“老严啊，你也不要再折腾了，你和严宏昌都是大包干的带头人，我哪个都惹不起。他拿了十万快，你心里不舒服，你拿了我们也不会去找你的！”历经辛苦的严俊昌被这样一个答案噎的说不出话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从此以后，严俊昌算是懂得了上级的意思，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小岗，而不是一个发展的小岗。


这个调查时间是2003年，作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的这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由于小岗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的特殊地位，使得对于光圈下的小岗的真实面目的调查研究很少。现在的我们，已不能简单满足于媒体事实，而应致力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次调查正是我对于此的一个尝试。还原的真实也罢，狭隘也好，都表明了我敢于思考和尝试的勇气。但仅有勇气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

而在文章开头的前言中作者说：

一直以来，小岗对于我来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圣地，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典型，而那按着鲜红手印的生死状更为那一个冬夜平添了几丝神秘。而偶然机会下我看见的小岗与我印象中的小岗却大相径庭，这令我开始思考小岗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同时也开始反思我们对于大众说法的态度（在这里主要表现为传媒态度）。而现今已有的关于小岗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对于那场变革的传奇色彩的渲染和重复，质疑之音几无。因此，我亲身前往小岗三次,通过自己的调查,希望能获得一些事实,并结合社会角色理论，尝试对小岗文本进行整理分析，为大家提供看小岗的另一只眼。


无论这个大学生的调查手记质量如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作为享有农民“二次革命”的圣地称呼，受到开启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大门这样高规格赞誉的小岗，如果留下很多疑团，让人没看之前心存景仰，看了以后产生怀疑，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这次研究小岗，也是希望通过事实，抹去它的神秘面纱，理清它的来龙去脉，还原出一个真实可信的小岗来。


（待续）

东坪村民

楼主  [研究小岗]（十六）几个与小岗“分田单干”有关领导  
[ 大于 ]  发表时间： 2008-11-21 14:40:47  [ 发短信 ] [ 回复 ] [ 树状 ]  


[研究小岗]（十六）几个与小岗“分田单干”有关领导


（写在前面）为了学习小岗村，所以要研究小岗村。为了研究小岗村，需要找些资料。大于研究问题历来的做法是尽量不用与自己思想倾向相同的材料来证明问题。因为大于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要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所以在研究小岗村时，基本上不用攻击和否定小岗村方面的材料。如本文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农民严宏昌的30年》（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6日12:32 人民网）。大于对材料真假识别的法则是：凡是谎言，必有矛盾，以其矛攻其盾，矛盾破则真相生。大于对小岗村的研究步骤是，先识别肯定小岗村方面材料的真假，再从真材料中总结我们应该学习小岗村什么精神。


下面几个领导，与小岗村的“分田单干”有不同程度的关连，为了研究时明确当时的大背景，有必要专门写一写。


徐开文，当时小岗生产大队书记。

小岗村“分田单干”，尽管“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但还是很快就有人告诉了大队书记徐开文，他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公社书记张明楼。


张明楼，当时的梨园公社书记。

张明楼听到小岗生产队已经偷偷地分田到户了，起初还有点不相信。他把严俊昌、严宏昌叫到公社，见他俩矢口否认，没有问出什么，只好作罢。直到1979年4月《人民日报》提出：“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他有些担心，做工作要他们拢成组，拢不起。他怕把“漏子捅大了,公社吃不消”，所以向来梨园公社检查工作的县委书记的陈庭元作了汇报

林兴甫。当时的板桥区委书记。

在万里到小岗视察时，区委书记林兴甫悄悄向严俊昌打招呼：“这回你要敢讲实话。”

陈庭元，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

陈庭元到小岗察看后，把张明楼叫到一边说：“就叫他们干一年试试看呢!”据当时任凤阳县委办公室秘书陈怀仁的日记记录，从1979年4月到年底，陈庭元先后10多次前往小岗，观察他们的责任制试行情况，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交谈丰收后的喜悦，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小岗一直作为县委书记陈庭元实行大包干的一枚重要的棋子，在全县大棋盘中谨慎地运行着。并且安排当时任职县委政研室的吴庭美赴小岗实地调研，吴庭美后来撰写了著名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


王郁昭，时任滁县地委书记。

陈庭元对小岗的态度反映到地委，地委书记地委书记王郁昭也来到小岗。后来王郁昭还特地组织县委书记和地区各部委科局以上干部到小岗生产队，开了个不讲话的现场会，最后就有了那个 “地委支持你们干三年，三年以后再说”的著名表态。


万里，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

1980年1月1日至1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了全省农业会议，陈庭元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陈庭元把吴庭美的文章交给了省委领导。1980年1月24日，万里及地、县一些领导，来到了小岗生产队。万里下车伊始，二话没说，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到外面埋着存储起来。万里看过之后，高兴地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万里还说：“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万里小岗之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包干到户，而且批准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

从上面内容可以看到，各级领导对小岗“分田单干”的态度是不太一致的。基层领导小岗生产大队书记徐开文的想法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包产到户”明显违反集体主义路线，但当时农民实在太苦，或许这是条出路，所以支持还是取消，他当时也犹豫过。那时各级领导也都跟他一样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陈庭元拍板，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对“包产到户”采取“不制止、不宣传、不推广”的“三不”措施，先保护起来再说。而后来得知此事的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实地调查以后，更是肯定小岗村可以再干5年“包产到户”。有意思的是，在陈庭元要张明楼“就叫他们干一年试试看”时，张明楼还说“书记。那不是支持他们搞资本主义吗?”，据说他还天真地要求陈庭元给他写个条子。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越是上层领导，思想越开放，口子开得越来越大，说出的话也越爽快。正是因为有这些领导开路，可以说小岗村的“分田单干”非常顺利，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波折，根本谈不上什么“生死状”的问题，而事实上后来“生死状”成为小岗村“分田单干”的最大靓点，这个功劳当然非媒体莫属。

我想，如果把小岗“分田单干”拍成故事片，估计这个公社书记张明楼会写成一个反面人物，而万里会成为“万青天”。实际上，在你了解了这几个有关领导的基本态度后，再去看严俊昌、严宏昌在各种媒体上的讲话，就已经有很强的故事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