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记宛西

走出沼泽地

王抚洲：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记宛西
王抚洲(1900——1978)也值得一提:他是河南正阳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1922年为华盛顿州立大学学士，1924年在俄亥俄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属于中国早期留学生中具有州旧A头衔者之一。1925年任北京政法大学教授，1928年任北京教育会长，1932年任冀热辽边区抗日救国军指挥。《合理化要义》是在他离职后译出，1933年作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中“商学小丛书”的一种出版。王抚洲1934年任张学良秘书，1935年任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行营主任，以后颇得国民党重用，1946年任直接税署署长，1948年任钱币司司长、盐务总局局长。到台湾后，任过“经济部常务次长’川政务次长”，还出任过中华电脑中心董事长等。着有(工业组织与管理)、《组织与效率》、《观复斋文萃》等。



（一）



    宛西是指南阳以西地区之镇平、内乡、淅川、邓县四县。这四县位于河南的西南角，与陜南、鄂西北交界，是一个丘陵地带，物产旣不丰富，交通又不便利。民国十四五年以前，是盗匪遍地，治安恶劣，民不聊生的地区。经过几位杰出的地方领导人物，本自卫之目的，在各县分别实行地方自治，进而实行四县合作，联防自治，数年之间，先后变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人间乐园。到了抗战、剿匪时期，更发挥了保卫国家的威力，其实绩与成效，应当垂之史册。过去，在大陆，在台湾，曾有不少刊物介绍过宛西自治的领导人物和他们的事迹。我曾两度到过宛西，并且曾经居住过一段时间，愿将我所身历目睹的实况，加以记述，用供有心研究宛西自治史乘者参考之助。



   



    我第一次到宛西，是民国廿七年七月间，抗战的第二年，纯以过境旅客的身分往返，走过镇平、内乡、淅川三县。时间只有数日，旣无使命，又无身份，所观察和接触的自然很有限，不过所见地方基层实际情况，可能更为眞实。第二次是卅三年任河南财政厅长时，时河南省政府迁治于内乡之丹水。我居住了半年以上，视察过镇、内、淅、邓四县，接触的面自较为广大，与地方领导人物接谈的机会尤多，关于地方自治行政、建设、自卫组织等规制及办法也曾作过一番研究。今日追予记述，虽然必多遗漏，由于印象深刻，应当还不致有大的差铡?p>



（二）



    先说我第一次往返宛西的经过与观感。廿七年，政府重心设在武汉，我从武汉往宛西淅川之上集镇，去接内子和三个女孩，转武汉入川。内子原在河北保定任女子师范校长，于保定沦陷前夕，率一百数十个教职员学生，迁往开封，继迁汝南，最后奉教部令，并入将河北撤退各校合并成立之国立河南中学，设于淅川上集镇，她改任校务委员，因职务清闲，遂决意转往重庆。我去接他们是由许昌经南阳往上集。在南阳驻军处借到一辆卡车，言明借用四日。不意西行之日，倾盆大雨，山洪爆发，河水泛滥，公路不通，原属一日行程，辗转绕路，走了两天才到西峡路，无路可通上集。为守四日交还卡车的诺言，乃先将卡车遣回，然后改乘滑杆（两人抬的坐椅），翻山越岭走到上集。



    在上集找到家人，商定回程路线后，内子陪我往学校分访诸老友。他们一致盛称地方自治良好，眞正夜不闭户，以及人情朴厚，凡有需要协助之处，无不诚意的给予帮助和便利。他们尤其称道地方教育之普及，中年民众人人受过民众教育，读书识字，学龄儿童个个入学读书。



    上集是淅川地方自治领袖人陈重华先生的家乡。我在上集之日，适值他由县城回家，前往访晤，倾谈半日。重华名舜德，系河南省立第三师范毕业，曾任本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由于办学有成绩，得到地方信仰，被推举组织民团保卫地方，将本县匪患肃清之后，进而与内乡别廷芳合作联防，以后又加入由彭禹廷领导的镇平地方力量，再进而协助邓县剿匪自治，成为宛西四县联防，创造出来地方自治的模范区，也称得起战乱时期的人间乐园。



    创造这震铄海内的自治区之领导人物，在镇平为彭锡田字禹廷，内乡为别廷芳字香斋，淅川为陈重华、邓县为宁洗古及丁叔恒。彭、别、宁、丁，都先后逝世，或为国牺牲。今日硕果仅存者祇有重华先生了。重华在抗战后期及剿匪期间，领导宛西地方力量与敌匪多次鏖战，于卅八年随政府撤退来台，是国民大会代表，年近八旬尚壮健有如中年。那一次的谈话，使我对于宛西地方自治一般情形有一大体轮廓的认识。我将心中所要问的问题，一一提出来，承他一一解答。我从自治行政制度、保甲组织、团队的编组和训练、普及教育的办法，谈到经济建设的措施。总之，对于地方的管、教、养、卫，都谈到了。





（三）



    以下我将追述，我所亲自经历过的一段路不拾遗的故事。因为这件事，在当时对我关系重要，所以能永志不忘，至今记忆犹新。



    话说我在上集镇住了两晚，天已放晴，但公路仍为通行。我们夫妇带着三个女孩，一个褓姆乘滑杆翻山越岭，行一日抵内乡县城歇宿，次日改乘五辆人力车，延公路往镇平行进。一清早天还未大亮，收拾行李，捆绑铺盖，装上人力车，照料几个孩子上车，便匆匆的向东进发。走出约有三里地的公路上，我想起我们贵重小提箱不在身边，问妻是否在她身边，她说没有，并反问不是在你的身边吗？这使我颇为吃惊，于是叫五辆车都停下一一找寻，结果不在任何一辆车上。于是我恐慌起来了，因为我们所带的路费现款，和内人的积蓄存款折都放在小手提箱内，为的是便于随身携带。如果小箱失落，我们往汉口也去不成了，更谈不到入川。我定下心来一想，大概临行时，装车匆忙，给忘在店里了，而最坏的情形是忘在店门口了。一经遗失，再找回来的希望不大，纵能找回，也必大费周折，而且必有所损失。于是我告诉车夫们一齐拨转马头，折回城内。



    但是车夫们却异口同声的说，用不着全回去，你一个人回去就够了，他们停车在此等候就是了。并且坚定的说，在我们这地方不会丢失东西，不会有人拿走，回去问店家就好了。于是我便一个人乘车回店去找。一路上不免忧心忡忡。虽然我相信宛西治安良好，不过真正路不拾遗，却是极不容易做到的社会道德水平。



    当我转回城内时，已经日出三竿。客店是在东大街上，是一个闹市区，到我回到店门前时，已经排满了买菜的挑子，炸油条的摊子等等，以及熙熙攘攘买东西的人们。使我大感欣慰，而且挟有惊异之感的，是快到客店门前时，我便一眼看见我那宝贵的小手提箱，赫然陈放在店门前面路傍四五尺的地方。我立卽走过去，把小箱提起来，往店里走。门前这么多人似乎没有人注意我的举动。于是我走进店内，找到店掌柜，告诉他这是我的小箱，清早装车时忘记了的，现在回来带走。他正在和别人谈话，望了我一眼，说道，不错，是你的，拿走吧，便又和别人谈起来，似乎丝毫不以为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我这时却精细起来，打开箱子看看，一切原样如故。向店掌柜说了声再见，便登车赶路，扬长而去。



    我走过中国南北各地，也到过欧洲、美洲、亚洲各地，这样路不拾遗的经验，却称得起稀有的事了。我以为路不拾遗，比起夜不闭户更为困难。只要盗匪绝迹，卽可夜不闭户。而路不拾遗所需要的条件，要多得多。不仅只是要盗匪、游民绝迹；不能只靠法律严明，信赏必罚；并且要人人的衣食不缺，生活无忧；尤其要社会教育普及，培养成高尚的社会道德和崇廉知耻的社会风气。有史以来，人们所努力追求的政治理想，不就是要建立具备上述各种条件的社会吗？但是，古今历史，又有几处曾经实现过具备这些条件的社会？何况宛西四县从盗匪如麻的环境，转变过来，不过只有十余年的历史。而观于当地人民对于路不拾遗的态度之自然，为我所亲自经历的，不能不使人赞叹不置。



    记得当时一路上见到，沿公路民众「雨后铺沙」，维护公路交通的情形。夏间正是农忙季节，人民能够分出时间，毫不苟且的作维护工作，使沙土修铺的道路，永远保持良好状态，便利行旅，眞是功德无量。这又足证明宛西自治区的功令之贯彻，和人民习惯成自然的公德。



    我在当时，于感动赞叹之余，感想万端。从宛西地方自治的榜样，使我觉得「天下事尚可为」，但应当从地方基层政治作起，才能改造社会，造福人群，只要负责的人是公正无私，实心任事，必然会有成果。因之激发起我个人有「见贤思齐」的志愿。当时怀着这种心胸，我遂决心从事地方行政工作，所以当年冬间卽往陜西去做县长了。在蒲城作县长时，关于编组民众自卫武力，卽适用宛西的办法和口号，「人不离枪，枪不离乡」，「分区分段，联防会哨」办理的。半年之后，卽作到盗贼绝迹。此是题外之话，于此不拟多说。





（四）



    卅三年，因中原战事失利，河南省政府改组，刘书霖先生任河南省主席，我奉命回省任财政厅长兼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省政府拨迁到内乡之丹水镇，各厅处会则散处于丹水镇附近数十里内的各村镇，有的是内乡县属，有的则在镇平、淅川县属。虽然是撤退拨迁来的战时省政府，所属各单位的员工，仍有两千数百人，连同眷属不下万人。试想以这么庞大的人数，骤然拥挤到一片偏僻的乡村，旣要有地方办公，还要安顿员工及其眷属居住之所，实在不是一种简单的事情。



    河南省政府设于丹水镇，已经是一迁，再迁，三迁了。开封沦陷迁往洛阳，洛阳沦陷迁往南阳、镇平，李涵楚主席又由镇平迁往丹水。我们于六月底来到丹水时，各厅处会的办公处所，以及员工眷属的居处，都已安顿定了。我所主持的机关，财政厅设于距丹水八里之牛王庙，田赋粮食管理处则设于距丹水六里的青龙庙（原为粮食局办公处，与田赋管理处合并改称田赋粮食管理处）。厅处员工眷属则分配居住于附近三、二里的人民家内。



    省府改组之后，职员的更调虽然不大，总有些新调派来的人员及其眷属，需要安顿居住。因为地方自治委员会早有通令，所以只要就近报告当地保长，他卽负责为之调配房屋，将地方人原住房屋腾挪出来，让省府所属人员居住。而且值得称道的是，住房不要房租，无偿供应居住，甚至家具，锅灶均可借用。这在其它地方是不可能作到的事。在战时公务员待遇低薄，生活极端清苦的情况下，减轻了公务员的负担，使他们能安心办公，卽是等于对政府帮了大忙，也卽是对抗战的贡献。



    散布在五六十里地以内的省政府各单位，都能维持办公，经常开会联系，不能不归功于地方治安的良好。镇、内、淅、邓四县是丘陵地带，岗峦起伏，川流纵横，设若治安不良，则各单位人员交通联系，均将感受威胁，办公开会均将大受影响。记得当时，我住在牛王庙，每周总有三四天往省府开会、办公，有时到深夜十时才能归来。坐人力车走乡道是八里，坐滑杆，走小路，翻两道岗陵，涉一道溪流，约近二里多路。深夜归来，为贪路近，常是走小路。我常想如果不是宛西自治区，夜间决不肯走山野小路，不得已行走时，必然深存戒心，不会如此中心坦荡。因之对于自治区又增了一番敬意，并进而研究其真实建设成就，和获致成就的办法，以及其组织制度。兹概略记述于左：



    先从经济建设方面说起。一入自治区，最显而易见的是遍山植树，满眼林木青葱，山边陂度较小之处，开辟了许多梯田，平地上则田园修整，道路平坦，而河川沿岸遍栽柳树。宛西是一个丘陵地带的农业社会，生活资源来自利用地力的各种农业生产。当地最大的灾患是，大雨之后，山水下注，山洪爆发，河水泛滥，冲坏最适于耕种的沿岸田地。若是遍山栽种树木，不仅是一项增加收入的财富，而且有保持水土，减低水患的功用。至于河川，过去因治安不靖，年久失修，洪水泛滥，河川侵夺耕地，以致河身越来越宽，平时河身外边是一片沙滩，但一旦山洪爆发，还是不能容纳洪水，而再行泛滥，侵夺耕地。针对这种情况，别廷芳便喊出「与河争地，拨水归漕」的口号，以治理河川为建设要政。



    这四县地方自治的领导人物与我相熟识的为陈重华、杨保东、丁叔恒三人，至于彭禹廷与别廷芳二人，因为去世较早，我都未曾晤及。关于重华，本文前面各节已有叙述，他是彭、别二人死后的四县领导人，将四县的自治成果，发扬光大之，贡献于抗战、剿匪，捍卫国家，经历最艰苦，但也是硕果仅存的一人。不拟再谈。兹略记其它三人。



   镇平彭禹廷名锡田，北平汇文大学毕业，曾任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民十五年回籍奔丧，痛心舅父被匪绑架，民不聊生，辞去秘书长，就任本乡区长，创办地方自治，并与内乡、淅川联合。十六年河南省府派他为南阳所属各县的民团总指挥，但他的重点还是在于宛西自治方面，这也是何以他的声望特别大些的原因。次年他又奉省府派为百泉村治学院院长，系拟先从事乡村自治的研究与实验，为河南全省实行地方自治的准备。不过，他在镇平经营的时间殊嫌短暂，基础远不如内淅二县之巩固。他离开本县年余，十八年夏间股匪数千人窜扰镇平，攻破县城，大肆焚烧，掳掠杀戮，县长殉城死难。禹廷在百泉听到消息，大为震惊，立卽辞去院长，回到家乡，专心致力于地方自治，并要求别廷芳、陈重华，实行镇、内、淅三县联防，订定联防自治公约。



    彭禹廷原是三民主义信徒，富有理论和理想，而且旣有行政阅历，又有村治教育经验，所以他为三县自治提出来许多目标和理想，并订立了许多规则。譬如他倡导三自政策，要「自卫、自治、自富」，以及「始于自卫，止于新民」为目标，以实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的社会。乡村教育是「三杆教育」，为「枪杆」，「笔杆」，「锄杆」。卽是说拿枪能保卫家乡，拿笔能书写，拿锄能耕地的意思。在经济建设方面以「无山不梯田，无田不水灌」为目标。可以说，是彭禹廷把宛西地方自治的理想给理论化和制度化了。



    彭禹廷是一个坚苦刚直，嫉恶如仇的人。在地方办事，要雷厉风行，凌厉无前的去革新、改造社会，必然会开罪固有势力的大绅，甚至结下深仇大怨。禹廷二次回乡办地方自治仅三年有半，于廿二年春，被仇家杨某买通他身边姓杨的两个卫士所杀害，年仅四十一岁。惜哉！



    其次说到内乡别廷芳。别字香斋，他称得起是宛西地方自治的最中心，最中坚的领导人物。内乡位居四县的轴心地区，其自卫与自治的基础也远比镇平悠久而坚实。香斋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人，其为人坚强勤毅，践履笃实，公正无私，而自奉节约，一心以地方福利是务。所以他能得到地方人民的衷心拥戴，唯命是从，一切政令推行无阻。他领导自卫自治工作，从一乡一区扩大到全县，扩大到四县，最后且扩大到南阳十三县，惜乎未竟全功。地方人士谈到他一致称别先生而不名。宛西用辞简单，说话时简化先生为先，听他们谈话时说别先，卽是指的别香斋先生。



    我二次到宛西时，别香斋已逝世数年，曾听到一件故事，足以充分表示别之为人与作风，也使我们藉此了解宛西自治何以能够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大约是民国十七年的事，三县会议决定禁绝烟毒，凡有吸食鸦片者，初犯者送往戒烟所强迫戒除，再犯者枪决不赦。别有一王姓女婿有吸食烟毒癖好，已经送到戒烟所戒除过了。王某出所不久，旧癖复发，又再吸食，被查明属实，香斋判定交付枪决。他的女儿向他苦苦哀告恳请饶恕他这一次，以后决不再犯。别香斋说这是公议决定的事，如若不办，无以服众，他人再犯，他也无法执行，这法令便被他破坏了。不顾翁婿私情而执法如山，他还是把女婿给枪决了。不过他立卽分了一份家产给他女儿，使他能维持子女生活。别香斋大义灭亲，牺牲了一个女婿，眞有立竿见影之效，从此烟毒为之绝迹。而其它政令也都令出必行，无人敢以身试法。久而久之，守法成为风气，其能作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就理有固然了。



   



    廿六年抗战军兴，豫省府对于宛西认识已深，想把其自治成效，推之于南阳各县，派别廷芳为宛属十三县自卫军区司令，各县人士同感兴奋，声威所播，盗匪大为敛迹。廿七年夏，领袖蒋委员长曾召见香斋，慰勉有加，别也更奋发努力。不料后来省政府改组，卫立煌兼任主席，对别颇为疑忌，将各县的自卫团副司令一律免职，由他另派人接充，把别赶回到他原来三县去。这些外来的副司令不能发生作用，自卫力量解体，自在意中。别香斋往洛阳谒卫，力陈利害，卫成见已深，坚持己见。别大受激刺，回到家乡数日，卽呕血而死，享年五十八岁。



   



    邓县丁叔恒系北京大学毕业，担任过中学教员，也作过政工工作，受过军官干部训练，可谓才兼文武。因为门牙大而且外露，外号丁大牙。民国廿六年，邓县人杨保东回乡任县长，与镇、内、淅联合，锐意推行自治，邀叔恒回县担任匪患最烈，荒芜残破最甚的县西第四区区长，创办民团。保东字伯常，前后任过九县县长，朴实无华，干练有为。叔恒则坚苦卓绝，沉着刚毅，勇猛精进。二人合作，相得益彰，加以得到镇、内、淅三县联防力量的支持，很快就肃清匪患，剿平了大小数十股的股匪。然后仿照镇、内、淅的自治成规，逐步推行。当卅三年，我过邓县视察时，邓线已经百废俱举，生气蓬勃，与镇、内、淅三县同样成为人间福地了。



    卅四年，日寇西犯宛西，丁叔恒率领团队，堵击敌军于刁河店，阻滞其未能前进。卅五年后连年与匪军作战直到殉难。卅六年陈毅部以五万之众，进犯邓县，围困县城，激战九昼夜。城陷，叔恒突围而出，得到陈重华部的接应，又收集邓县民团八千余人，与匪继续战斗。卅七年任河南省委，协同内乡团队与陈赓激战于内乡之马口山。卅八年任河南省府秘书长，随省主席赵子立移驻四川之奉节、巴东一带。重庆沦陷，赵子立投匪。叔恒大义凛然，率领三一○师官继续对匪作游击战。三十九年元旦誓师，其誓词有「爰举义旗，挽兹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拂青天之云翳。凡我将士，义切同仇，万里从征，勿辞汗马之劳；百战艰难，更宜视死如归。务达扫穴犁庭之效，痛颔黄龙之功。成则为少康之三千，不成则成田横之五百」。



    叔恒率部游击，向川陜边区推进，一路数被匪军截击。行至南江县境，被匪军拂晓包围，激战竟日，不能突围，弹尽援绝，于元月廿三日下午被执，悬首级于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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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沼泽地

转自内乡在线

走出沼泽地

内乡县城宽阔的湍河岸边，一座新建的纪念馆房屋轩朗，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朴素而大方。纪念馆前，一个断裂的巨大的石碑横搁在地面上，上书“宛西地方自治馆”几个大字。
　　　　中国的石碑，不管是华美的巨碑，还是简陋的小碑，都是挺立着的，而这块新碑却显然是被刻意弄上断纹并“放倒”在地面上的，这是为什么？纪念馆的解说员告诉我们，宛西自治有功有过，所以把碑横着放，表明纪念馆不为谁树碑立传，只是为了纪念宛西数县走过的那段岁月。
　　　　宛西自治值得纪念，跟别廷芳有很大的关系；宛西自治争论不断，他也脱不了干系。这实在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也是一段很复杂的历史。记者为了写这篇稿子，搜集和阅读的史料比写任何一篇文章都多，就是想多“校正”几次，把握得更准确点。别说我，就是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宛西乡村建设模式研究》的郑州大学教授徐有礼先生，说起别廷芳来也直摇头：“历史现象很复杂。历史哪有很单纯的、纯而又纯的事儿？”
　　　　别廷芳割据一方，独断专行，可也办了不少实事儿；他将内乡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靠的是以言代法，随意杀戮；他的“五大禁”、“五大证”保护内乡免遭匪患，但也限制了与外界的正常交流，禁锢了经济发展，限制了人身自由；他曾残杀中共唐河县委书记马华敏（内乡人）等地下党员，两次带兵配合国民党军队堵截过境的红军，杀害红军战士百余人，但后来他也曾派一个团驻扎确山竹沟附近，防范豫南土匪滋扰竹沟。
　　　　这就是别廷芳，一个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产生的充满矛盾的人物，他的功过不可能简单地相互抵消，就如同历史不可能更改一样。当地一位领导接受采访时说，别廷芳对内乡的影响至今还能感觉到：与别的地方相比，内乡人的观念不够开放。
　　　　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李茗公告诉记者，曾有人劝他写一本关于别廷芳的小说，他不敢动笔：“这个人又是阎王又是菩萨。为了成功，残忍毒辣、杀人如麻；办起好事也挖空心思务必办好，他的一生把人性的复杂微妙表现得比哪部小说都好。”
　　　　别廷芳自己也很清楚，他的一生，必然引起巨大争议。在宛西自治馆，记者看到了他临死前写下的遗嘱：
　　　　“余一村愚，无虚荣心。因地方匪乱，民不聊生，起而剿匪，以安乡里。疑我惧我，均非知我。二十余年来，劳怨不辞，虽地方建设粗具规模，然多未完成，死有余憾！况值倭寇盖境，尤难瞑目……”
　　　　一句含混的“疑我惧我，均非知我”，似乎想为自己辩解，又似乎不想多说，给人的印象远不如他的另一句话深刻：“内乡人有两条路，一是规规矩矩听我的话，二是永远离开内乡。”
　　　　“路不拾遗”的“世外桃源”？
　　　　１９３８年，无数国人正承受着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灾难。这年夏天，一个叫王抚洲的人来到淅川县，接了他在此避难的夫人和三个女儿，准备经汉口前往四川。他们奔波了一天，歇宿在内乡县城。第二天天未大亮，他们就收拾行李，捆绑铺盖，照料几个孩子上了５辆人力车，匆匆向东而去。走出约三里地，突然发现他们的小手提箱不在身边，夫妻二人面面相觑，直冒冷汗：他们所带的现款、存折全放在小手提箱内！如果小箱失落，别说四川，就是汉口也去不成了，一家人很可能在此地落难。
　　　　夫妻两人定下心一想，觉得大概是临行时装车匆忙，给忘在店里了，而最坏的情形是忘在店门口了，那找回来的希望很渺茫，就是能找回来，也必大费周折，大为破费。
　　　　王抚洲告诉车夫们一齐折回城内。但是车夫们却异口同声地说：“用不着全回去，回去一辆车，我们在此等候就中，在我们这地方不会丢东西，回去问店家就好了。”于是王抚洲一人乘车回店去找，一路上仍是忧心忡忡。
　　　　当他转回城里时，已是日上三竿。客店在东大街闹市区，已经摆满了卖菜的挑子，炸油条的摊子，熙熙攘攘买东西的人挤满了街道。使他惊异兴奋的是，快到客店门前时，一眼就看见他那个小手提箱放在店门外路旁四五尺的地方。他立即走过去，抓起小箱子就往店里走，告诉店掌柜他清早装车时把箱子落下了，现在回来带走。店掌柜正在和别人聊天，望了他一眼，说：“不错，是你的，拿走吧。”便又和别人谈起来，似乎根本没当回事儿。王抚洲突然精细起来，打开箱子查看，但他马上放了心，一切原样如故。
　　　　王抚洲走过中国南北各地，也到过欧洲、美洲、亚洲各地，这样路不拾遗的经验，却未曾有过。宛西四县１０多年前还盗匪如麻，如今却变成这样！他感动赞叹之余，感慨万端，觉得“天下事尚可为”，决心从事地方行政工作，当年冬天前往陕西出任蒲城县长，学习宛西的办法。半年之后，让蒲城盗贼绝迹。
　　　　记者查阅史料，发现记载宛西这种良好社会环境的文字为数不少。但在外地人看来如此清明的内乡，却被有的研究者认为是“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记者看到，这样的论点并不是空穴来风，同样有严谨的考证和充分的依据。
　　　　做到“路不拾遗”，比做到“夜不闭户”难度要大得多。内乡肃清了土匪盗贼，自然能做到“夜不闭户”，可当时是怎么做到“路不拾遗”的呢？
　　　　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
　　　　别廷芳的信条是“治乱世用重典”。他对付土匪用的就是“重典”，抓住土匪或通匪的人，不管情节轻重，不经任何程序马上杀掉。在那样的时代，这样做或许不无道理，但他管理百姓用的也是这样的“重典”，他的办法是抓住典型，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为了禁大烟，他杀过屡教不改的瘾君子，为稳定秩序他杀过小偷，为禁吸纸烟杀死过卖纸烟的小贩。流传最广的故事，是他曾经杀了一个偷掰别人家玉米的孩子。
　　　　陈景涛先生采访到一个亲眼看到杀小孩儿一事的别廷芳的护兵，弄清了事情的经过。一次别廷芳巡视到内乡南部与邓县交界的地方，正走着，突然一个小孩儿从玉米地出来，怀里抱了５个玉米穗，见了别廷芳转身就跑。别下令护兵把他抓回来，问道：“这是你家的玉米地吗？”孩子低头不语。于是别廷芳让人叫来保长和孩子的母亲，大声训斥道：其他地方都路不拾遗，你这里还有偷玉米的。一个小孩儿从小就偷，长大了还了得？问孩子母亲：“你咋管的孩子？”孩子的母亲有点不服气，低着头说：“拿几个玉米也没啥。”别廷芳一听很生气：“好！你不管我管！拉沟里枪毙！”成群的护兵拉走孩子，不顾他母亲的苦苦哀求，将他枪毙了。然后别廷芳罚保长５块大洋，命令他用这钱为孩子料理后事。此事传出，四乡震惊。
　　　　内乡县宣传部新闻科主任樊翠华陪同记者采访时，也谈起他所知道的情况。他母亲是杨集村人，那村住了一个民团，杨、吴两位团长是别廷芳的得力干将。杨集区公所西侧是个刑场，三五天就要杀个人，有因为偷萝卜被杀的，有因为不孝被杀的。因为不孝被杀的人，母亲哭着不让杀，可也拦不住。杨集杀人前总吹小号，每当小号响起，成群的狗都跑到刑场的土崖前，等着吃死尸。离刑场近的人家的小孩，晚上常常吓得睡不着觉。樊翠华说，母亲从小教他，做人要正派，千万不要小偷小摸。
　　　　别廷芳的乡建工作能够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是靠杀戮和棍棒政策建立的无上权威所推行的。
　　　　１９３６年，有人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宛西乡建“不注意民众的自发，始终停留在强制的阶段，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所谓的自治，别说没达到民治的水准，绅治也算不上，实质上是军治。
　　　　别廷芳推行的“五大禁”、“五大证”，限制人口流动和外地货物进境，可以起到保护地方经济，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有学者认为，　汤恩伯气死别廷芳
　　
　　　　别廷芳脾气暴躁，性格刚强，我行我素，不受任何人约束。在内乡，甚至在宛西，没有人敢惹他生气，可出了宛西，敢惹他生气的人就不是一个两个了。
　　　　宛西自治派是在剿匪的过程中建立强大的民团，并进而控制了地方民政、财政、教育、司法、建设大权，架空省里任命的县长，与国民党有着必然的矛盾，一向是摩擦不断。
　　　　
　　　　
　　　　１９２７年到任的内乡县长袁旭，自认是省政府正式委派，名正言顺，对大小事务无不过问，对民团司令部包办一切非常不满，双方经常发生不愉快。别廷芳遂邀请袁旭出外打猎，他们各带两名护兵，在一座山上，不知道何处飞来一颗子弹，将袁旭击毙，护兵前去搜寻，却没任何发现，只好栽到土匪头上。
　　　　此后，所有到内乡当县长的都不再管事，每月打打篮球，钓钓鱼，领领工资就完事了，他们的命令出不了县政府大门。１９３５年，县政府更是被民团占了一大半，县长出入只好走后门。
　　　　只有在一个地方县长比别廷芳“位置”重要：饭桌。只要有县长在场，别廷芳从不坐上席，这是县长唯一能撑起面子的地方。
　　　　刘峙担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对别非常不满。１９３４年春，他到南阳视察，曾计划将别挟持回开封。当时驻防南阳的４０军军长庞炳勋与别关系好，暗中为别出谋划策。别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又使出苦肉计，向刘峙诉苦表诚心，动情之时，“涕泪同下”。刘峙的汽车在内乡过湍河时陷入沙中，别亲自脱鞋下水，将车推出来。最后总算躲过一劫。
　　　　别廷芳与国民党将领汤恩伯交恶要从抗战后说起。别廷芳应彭雪枫要求，派民团到竹沟担任警卫之事，曾惹得汤恩伯大发雷霆。后来新唐战役时，汤恩伯一退二百里，别廷芳却率领民团赶走日寇，立功受奖，名扬全国，令汤恩伯很没面子，对别的怨恨更深。
　　　　后来汤恩伯派别动队在宛西抓丁拉夫，敲诈勒索，祸害百姓。在别廷芳暗示下，民团化装成土匪，在夜间活埋了一些别动队队员。汤恩伯吃了暗亏，就来找他责问，别廷芳使出拿手绝招——装迷糊：“别动队咋个别动法？我不知道，你也不给我说一下咋个别动，别动不见了，你找我，我找谁？”气得汤恩伯抓起茶杯摔了个粉碎：“别廷芳，我早晚要和你算账！”
　　　　１９４０年２月，别廷芳到洛阳参加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主持的会议，会上决定将南阳各县民团改为国民兵团，其司令由政府委派，只负责征兵和训练壮丁，实际上取消了别廷芳等自治派的兵权。会议上，汤恩伯利用其上层关系，在众人面前训斥责骂别廷芳。性格刚直的别廷芳咽不下这口恶气，但又无可奈何。因羞愤过度，怒气郁结，返回内乡后不久就一病不起，一个月后吐血而亡。
　　　　别廷芳死后，宛西再也没有人能与国民党抗衡，民团基本被国民党控制，宛西自治实际上到此已经终结。
　　　　别对儿孙要求甚严，不允许他们担任地方职务，死时更是留下遗嘱，不允许他们从政。有人说，这是别廷芳的聪明之处，后来内乡民团内讧严重，他的儿孙都离开家乡，躲过了无数的是非。
　　　　值得一提的是，别廷芳死后内乡为他举行了空前隆重的追悼会，南阳各县共同为他立碑建祠，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孙科、李宗仁等国民党最高层人物都送来了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