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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之所以叫淅川,是因为古淅水在亿万年沧海桑田的地质运动中在河道两侧冲积出了百里平川。淅川其实包括三大平川,即顺阳川、丹阳川、板桥川,这是处于大山包围的这片大地上“一脚踏出油”的富庶之地,淅川县的耕地良田基本都集中在这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它对一个地方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因而历史上,淅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设在丹淅平原上。
然而,随着丹江口水库的蓄水,丹淅平原54.84万亩土地静静地躺在了烟波浩淼的湖底,其中耕地面积28.5万亩。随同她一起沉入湖底的还有淅川建于明成化年间的古县城等4个古城镇,以及7个镇(区)2396个村庄。在这片被淹没的土地上,先人留下了宝贵的文物古迹,这些人类历史文明的实证,如今都永久地躺在了碧波万顷的水面下,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被任何人看到。如果不是1977年底因种种原因造成的水位下降,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发现库区数千座古墓,也永远不可能见到摄人心魄的云纹铜禁、巧夺天工的大型编钟、工艺精湛的青铜大鼎等。楚始都丹阳,在被淹没的时候曾向世界投下了无限哀婉的最后一瞥,有幸被我们看到。但更有许许多多也许会令世界震惊的文物将永远躺身在无边的黑暗中,再也无缘得见天日。
而从根本上说,丹江口水库淹没的不只是一些房产田舍,那是这里的人民千百年生生不息绵延生存的家园。但库区水位的不断升高将把他们从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无情地连根拔起。故土难离啊,从1958年丹江口水库大坝修建到1978年的20年里,共有20多万淅川人被迫背井离乡,永远失去了他们的家园。淅川也因此成为全国水利移民第一大县。
而这20年的搬迁历程又是怎样一段艰难辛酸、曲折坎坷、步步血泪的苦难历程啊!至今提起这段历史,仍不由人不唏嘘长叹乃至潸然泪下。
丹江口水库兴建正好处于“大跃进”、“文革”这段中国历史上最为荒诞的时期,在国家、集体在前,个人的尊严、价值和利益遭到了空前的漠视。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淅川县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7.4亿元,而国家给予的补偿只有1.2亿元。曾任长江委主任、水利部副部长的黄友若也说,赔偿还要照价计算,用于移民的钱连赔偿都算不上。库区人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别他们的家园的。
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需要移民38万人,其中淅川20.5万人。在当时,这意味着每3000个中国人、每250个河南人、每30个南阳人中,就有一个是淅川移民。对丹江口水库这个国家直接抓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来说,面对如此庞大的移民群体,当时国家的政策竟然是移民问题由当地党委、政府自行解决!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动员中原人口密集地区青年到西北支边。这给正为移民问题愁肠百结的南阳地区领导人拨云见日般透出了一丝亮光:让移民到西北支边,岂不是一举两得的事?于是淅川移民中的8008名青年,于1959年4到5月,被送到了青海省的三个高原贫困县。
这些青年,舍弃了自己的家园去到西北,而政府为他们配发的只有一件大衣、一套棉衣、一套被褥,其他衣物自备,简单家具自带,粮种自带,2斤干粮也是自带。就这样,他们从风景秀丽的丹淅平原来到了风雪迷茫的青藏高原,全被安置在了海拔3000多米的荒芜之地,住在土坏木板房里,过起了兵营式的屯垦生活。这里高寒缺氧,少雨多风,沟壑纵横,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直到现在,这里仍然是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一个县的人口不足十万,何况50年前!后来,为了让他们扎根高原,政府做工作把他们失去家园的家属计4709户、14334人一并迁来。这样,从淅川迁移青海支边的移民共计22342人。
在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中,由于气候恶劣、水土不服,多数人纷纷患病,很多移民就这样惨死在那里。比环境的严酷更严重的是人祸!当地干部对待移民的态度十分恶劣,动不动即予以毒打。据淅川县委1961年8月21日给中央的报告,循化县文都农场第五站170余人,被连长刘某强行捆绑吊打的就有90多人;支边人员连光辰因严重浮肿,无法完成每天拾回80斤烧柴的任务,被刘痛打致死;支边家属邓永福因被扣一个月口粮不发而无奈上吊自杀……文都家场第七站规定每人每天要开挖7分地,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当地自然条件恶劣,支边人员的工具又十分简陋,每人一天开挖7分地原就十分困难,王玉女因为有病没能完成任务,竟被支书李某和队长王某用铁锨当场打死。据统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数千名移民抛尸高原。武洲村移民197人,64人命丧青海;党子口村移民76人,36人魂断高原……不堪忍受的移民决定返迁,死也要死在家门口。于是,除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被强留不放外,其他人在重病瘦弱、当地不发路费、不准取存款、带去的农具不准带走的情况下,靠变卖衣物、沿路乞讨,逃离了青海。仅在从西宁到淅川的路上,就有56人饿死、病死。据不完全统计,这批移民死亡总数竟达到了5400多人!也就是说这批去往青海的移民竟有差不多四分之一惨死在了异乡。
当时,正是极“左”思潮最严重的时候,从淅川带移民到青海的王海申、侯富润等,就因为如实向有关部门反映移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竟被诬为******************,王海申更是被投进了监狱。面对如此严峻的政治环境,************淅川县委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将库区移民的悲惨遭遇层层汇报给了中央。党中央闻知非常震惊,经组织调查情况完全属实,在对有关人员进行查处的同时,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将尚未返回淅川的移民整体迁往新疆!
“我们新疆好地方”,但未必是淅川移民的好地方。经历过青海悲惨遭遇的移民无论如何只想回到生养他们的丹江边,尽管家已经不在了,但那里仍是他们心中神圣的故乡。经请示中央,这批支边移民又撤回到了原籍。对于一些死伤的支边人员,到1965年,青海方面给予了“妥善”解决:对252名死亡者每人补助189.3元,71名下落不明者每个补助269.58元,40名致残者每人补助49.75元。其他惨遭不幸者根本不曾被提及。这些死难的移民,他们是为了国家的建设而抛弃家园背井离乡的,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
然而他们的苦难并未到此结束。这些带着农具去青海,带着伤病回淅川的移民,赤手空拳返回时很多变卖掉了自己的衣服、被褥,而且基本全部体弱多病,根本无法从事生产劳动。回到淅川后,他们没了自己的家,没有房住,也没一件农具,甚至连生活炊具都没有。在很多地方,这些返回的移民,连吃饭的锅碗都得向邻居借,常常到半夜还吃不上饭。同时,缺衣少裤也是个普遍现象,一些人把仅有的被褥改成了衣裤,有的更改无可改。三官殿区沙楼大队一个叫沙连英的18岁大姑娘,没衣没裤,仅用一块破布遮住下体;城关区陈岭大队16岁的刘九花,姐妹二人因破烂的衣裤连羞处都遮不住,无法出门。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但惨剧还在继续上演。1961年,丹江口大坝开始围堰壅水,库区124米高程以下的居民需全部迁走,淅川需要动迁26725人,其中包括那些刚从青海返迁的移民。这次移民据说是接受了支边的教训,政策更为人性化一些。具体方案是:除三官殿区4310人统一迁往邓县安置外,其余移民允许在本省、本县、本地范围内投亲靠友,自由选择搬迁地点,每人平均搬迁费是170元。这个看似人性化的方案,似乎给了移民很大自由选择的权利,而实质却是把被迫搬迁这样天大的事轻描淡写地交给移民自己解决,把他们推向了茫然无助的境地。区区170元的搬家费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这些移民能做的只有乞哀告怜、寄人篱下。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些因各种原因娶不到媳妇的大龄男人,以换得一片立锥之地。更有很多人,特别是那些身无分文、病弱不堪的青海返迁移民,实在找不到一处安身之所,只好在水边搭个草棚,如原始人般住了下来。
但是,这次移民一共只给了几个月的准备时间,就在很多移民还没找到安置地点的时候,丹江水即汹涌而来,上涨成库。于是,庄稼地成为汪洋,居住的小屋漫进了库水,并慢慢被淹没。无可奈何中,他们只好在江水的步步进逼下步步后退,不断把他们的茅草庵往后移。现在,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一些城市中所谓的钉子户,以成百上千万的巨额赔偿作为搬迁的交换条件,否则绝不搬迁,于是他们成了“牛人”。但在当时,淅川的移民每人只有170元搬迁费,必须自己找地方搬迁,否则,看你能不能“牛”得过不断上涨的江水。这170元搬迁费,在1961年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时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170元大约只能买一百来个馒头,很快就被这些身无长物的移民为保命吃掉了。水逼人退,这就是当时采用的“以水赶人”的移民搬迁方式。
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1962年3月,靠大干快上、土法上马修建的大坝因质量问题被迫停工,移民们欣喜若狂,以为丹江口水库不再修建了,便纷纷在水边搭个草棚住了下来。虽然此后水库水位不断上涨迫使他们多次迁移,但他们心里感到踏实。尽管他们的土地被淹,在水边烂泥里种的庄稼常常颗粒无收,因而不得不时时拉棍要饭,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毕竟他们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故土。但两年后,丹江口大坝再次动工,他们又一次面临搬迁的问题。天下之大,何处是他们的栖身之所?
提到南水北调工程,大家都以为是近几年的事,其实不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北方虽不像现在这样缺水到了焦渴的地步,但面对日益干旱的局面,忧心忡忡的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把目光盯向了丹江、汉水。因为从这里调水救济北方,是一个最为可行的选择。同时,汉江由于流程短、水量丰、落差大、河床窄,致使下游江汉平原水患不断。在1822到1949的128年间,有65年汉江堤溃决,故有“三年两溃,十年九淹”之说。1935年使柴湖变为沼泽的那场大水,共使汉江两岸10多个县市成为汪洋,淹没耕地670万亩,370多万人流离失所,8万多人命丧水中。史书记载:“汉江水涨,堤防悉沉于渊。飘风刮雨,长波巨浪,烟火渐绝,哀号相闻。沉溺死者,动以千数,水面浮尸,累累不绝。”灾民因此“沿村乞讨,鬻儿卖女,屡见不鲜”。正是为了减少下游的水灾,同时调水支援北方并兼顾发电,中国领导人和水利部门决定在丹江、汉江交汇处修建丹江口水库大坝。
就丹江口水库的修建目的来说,淅川基本是受淹而不受益。即便如此,淅川人民还是无偿出动数万民工战斗在大坝建设第一线,为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和陶岔渠首等引丹工程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近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开始建设,丹江口水库大坝将被加高到176.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提高到175米,这将导致淅川153.1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淹,涉及人口11.9189万人,农业生产用地13.05万亩,房屋232.844万平方米,工矿企业22个,村组副业设施312个,等等。很多经过多次搬迁的淅川人为了国家利益也将再次踏上移民之路。
今天,当我们回首这段人为造成的移民史的时候,对比四川汶川大地震这场自然灾难发生时党和政府的表现,我们应当承认,当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对淅川库区人员的迁移,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灾难。直到今天,淅川人民仍然继续为此做着牺牲,但他们无怨无悔。在过去的历史中,人民共和国已经欠下了淅川人民的情。平公地说,今天,因丹江口水库修建而受益的大坝以下富庶的江汉平原、南水北调沿线的北方城市特别是首都北京,理应为此给库区人民应有的补偿,但如今的补偿其实远远不够。尽管大度的淅川人民并不计较这些,仍在继续做着奉献,但受益者总该别那么心安理得、别那么总觉得这是他们应该给你的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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